历史上，中日之间联系和来往密切，可以说，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在中国面前是个勤奋的好学生，但之后，这种师生关系发生了变换。本文谈中国重要邻邦──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

一、古代史上的中日关系

1．古代隋、唐朝时期与日本的友好往来：隋时，日本遣使来中国。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有十多批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唐朝文化、典籍，回国后还仿效中国进行了“大化改新”，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唐玄宗时，僧人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经，设计了唐招提寺。日本受唐朝文化影响很大，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日本出土的唐币“开元通宝”，中国出土的日本银币就是最好的证明。

2．但到明朝时，倭寇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明朝中期政府派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平息倭寇。

二、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获胜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开始进入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此以后，老师逐步变成了学生，学生逐渐成为老师，在两国关系中日本取得了主动地位。于是，以往的和平友好主要被侵略和压迫所代替。侵略与被侵略成为此后近百年来两国关系的主色调。

拜日本为师，寻求救国之路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极力主张采用日本政治模式推行变法维新。康有为把仿效日本当作中国转弱为强、变贫为富的捷径，他编写并向光绪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实际上就是建议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制定中国的变法方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许多领导人物都与日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日本作为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许多宣传革命的刊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连中国同盟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都受到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的帮助。但是革命党人却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当做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而且不论是《兴中会章程》、同盟会纲领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与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可以这样说，清末中国的三种主要政治势力中，革命派人士与日本关系最密，对日本了解最多，但其主张仿效日本社会政治制度的最少。但是革命党人也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吸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爱国精神，以及从日本学习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