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中东地区? 骇人听闻？哗众取宠？ No！西来说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并且本文写得有理有据，请您花点儿时间仔细阅读，然后自己分析再下结论吧。

治三代以上的古史首要就在把握“华夷之辨”——也就是作为征服氏族的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种族区隔。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中东地区。1

张骞通西域一个附带的使命就是寻访中华文明之西方根源——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 很明显，甘肃弱水在汉人看来仅是东晋南朝“侨州郡”一类的地名，而与之对应的西亚之弱水才是毗邻西王母所居处的原版“弱水。”华夏族东迁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亚洲东部的广袤地区由石器时代一跃而入先进的青铜时代。此前的神农之世漫无差等，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3尚属原始的母权制社会。“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4随着这些身著裳裙、装束略显女性化的外来殖民者的到来，一种崇尚上下尊卑之等级观念的父权文化开始凌驾于本土的母权文化之上，成为绵延数千年之东亚文明的基本色调。“中国”为华夏民族的本部，其核心地域当五帝之时局促于晋南一带——而在禹通伊洛、并廛涧而东注之河5后逐渐扩展至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泛指东西南北四方的殖民地——东夷之民被发纹身，南蛮之民雕题交趾，西戎之民被发衣皮，北狄之民衣羽毛穴居。6在以衣冠礼仪自矜的神明华胄看来，周边的“蛮夷戎狄”皆属尚未进化为人的野蛮族群。《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苖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苖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用夏变夷乃是华夏民族当权派的根本方略，即便处置本族之罪人也在考虑如何变化夷狄。与土著间巨大的文化隔阂对殖民地之诸侯而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现实难题：他们或如鲁伯禽变其俗而革其礼7或如齐太公因其俗而简其礼8——而在华夏文化圈的边陲亦不乏如吴太伯文身断发以帅荆蛮9者。作为君临广土众民的少数族裔，华夏族随时可能遭遇“四夷交侵，中国危矣”10的窘困局面。当此之际，唯有散布四方的殖民据点能予本部有力的支援——二者在战略上连为一体、首尾相顾：譬犹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在五帝三王时代，践祚“中国”者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华夏各支派的共主——其地位强势与否往往取决于所属氏族扎根“四夷”之深浅；反过来看，周边殖民地各派势力的消长也势必影响本部之政治生态——严重者甚至导致中央政权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