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了。明清时期，由于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与欧洲进行的贸易几乎没有了，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仍保持着一定的规模。

(2)丝路贸易

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交流形式可分为三种：“贡赐”贸易、“互市”贸易和民间贸易。前两种贸易形式属于官方贸易。“贡赐”贸易的对象既有境内各少数民族，又有国外商人。他们往往“以献为名”①，在内地贩运货物。而历代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多重加赏赐，以示招徕。所以皇帝的“赏赐”往往是“贡献”价值的数倍。高额的利润成为了“贡赐”贸易的主要动力。“互市”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北方、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民间贸易的既有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也有出关贸易的内地商人。

不同时期，沿丝绸之路输入到内地的商品也有所不同。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有牲畜、毛织品、药材、香料、玉石制品等，其中以马匹为最多。内地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镜、漆器、木器等，其中以丝织品为大宗。魏晋南北朝时期，沿丝绸之路输入到内地的商品增加了珍珠、玛瑙、水晶、琉璃等，而内地输出的商品仍然主要是丝织品。至于数量，难以统计。据在罗布泊地区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一枚汉文木简记载，一名大月氏国的胡商一次竟然贩卖彩帛多达4545匹。吐鲁番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中，除写明随身穿用的一两件丝绸衣裙外，往往记有“丝五十斤”、“锦百匹”、“帛千匹”，还有“黄金百斤”等字样。这些记载显然不是死者随身穿戴的衣物，而是供贩卖丝绸的货币和贩卖的丝绸，是生人的丝绸贸易活动在死人坟墓中的反映。隋唐时期及其以后，以茶叶为大宗。“绢马”贸易和“茶马”互市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主要的内容。

商人，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人群。特别是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看到西方人特别喜爱中国的丝绸，中国人也喜爱西方的骏马和香料，便不惜离乡背井，不惧千难万险，越葱岭，渡

流沙，往来贩卖。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粟特商人居住在北魏都城洛阳，成为坐商。《洛阳伽蓝记》记载说：“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间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就是说，仅居洛阳城中的胡商，竟然多达万余家，散居四方的外国商人，更不知凡几!至隋唐时期，居住在内地的粟特、波斯商人更多。在首都长安设有外国商人居住的社区，有人估计其人数有5万人左右。散居各地的外国商人也不少，《旧唐书》卷一一O《邓景山传》载：760年，田神功攻人扬州，大掠民财，“商胡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反映了外国商人在扬州的居住情况。

(3)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横跨欧亚、地连东西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丝绸、漆器等无数代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的商品，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养蚕缫丝技术等众多中国古代先进技术，以及古老的东方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也通过丝绸之路传人中国，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首先是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传人中国，推动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的新繁荣；其次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的传人，影响深远。粟特人发明的七曜历，即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为一个周期，名为星期，至今通行。其三是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先后传人中国，影响和改变了一些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古代中外、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表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交流，而且存在着精神文明的交流。丝绸之路同样是一条文化之路。

由于贸易的繁荣，人口聚集，沿丝绸之路兴起了一大批城镇，

如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新疆各绿洲城镇鄯善、精绝、扦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车师等。这些城镇都成为贸易的中继站、商品的集散地和胡商进行商业活动的基地，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景象。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以后，沿丝绸之路各城镇兴起的蚕桑织造业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丝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人员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人新疆，提高了当地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丝绸之路是新疆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3.农业、牧业生产

(1)农业、园艺

根据考古资料，早在3000多年以前，西域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由于地理环墒、自然条件不同，大致说来，北疆以畜牧业为主，南疆以绿洲农业为主。

《汉书·西域传》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也就．是说，内地所种麻、菽、麦、稷、黍，在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都可以种植。在今民丰县尼雅遗址中，不仅发现有麦粒和麦穗，而且还有青稞、糜子、谷、蔓菁、桃、杏等遗物。在今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有粟和大麦。大麦分皮大麦和裸大麦，裸大麦又称作表稞。公元前89年，桑弘羊建议在轮台、渠犁一带大开屯田，说这里“地广，饶水草，”“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①。在焉耆萨尔墩遗址中，有直径大小不一的圆形坑穴，小者约一米左右，坑内均有粮食。有的粮食虽然已经腐朽，变成土块，但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黄米、高粱等农作物②。在楼兰故城中一堆散乱的木材下，埋藏着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积层。在其西南的垃圾堆中，也有不少的麦草和糜壳③。上述情况告诉我们，汉代新疆不仅可以种五谷，而且还种有大麦、青稞、高粱等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