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元”，“万物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原。由“道”所化生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等“三清尊神”，是道教崇拜的最高尊神。道教还发展形成了包罗众多天神、地祗、人鬼在内的神仙体系。道教经书的总集称为《道藏》，现存的总集有《正统道藏》、《万历道藏》、《道藏辑要》等。

道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无明载，说法不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断，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公元4—5世纪。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有很多反映的是道教的内容。

吐鲁番是新疆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冲，从汉代起这里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北魏以来，高昌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所以这里很自然地成为道教向新疆传播时的首传之地。由于汉族政权的建立和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不断迁人，道教在高昌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这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得到证明。这一时期的随葬衣物疏，普遍写有“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符咒，神仙名称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又增加了“五道大神”、“张坚固”、“李定度”等道教神名。在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的衣物疏中，绘有道教的符箓。符箓黄纸朱书，上方正中绘画天神形象，左手持刀，右手持叉，神像下写有符咒，草率难辨，其中仅能看出开头四字为“黄天帝神”，中间有“鬼不敢来近”，末尾为“急急如律令也”。该符箓是道教的“驱鬼”符箓，死者佩带这种符箓，显然生前是一位道教徒。大量道教内容文书的出土，反映了魏晋时期高昌道教的盛况。

唐王朝于贞观年间(627–649年)统一了新疆，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朝皇室为利用道教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对道教大加推崇和扶持。这一时期道教在内地有很大的发展。唐朝廷尊崇道教，也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据敦煌藏本唐光启元年(885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在当时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地区)三县共有道观3座，即伊吾县的祥辫观、大尹观、柔远县的天上观。从这一数字看当地的道教官观并不多，但如果与佛教寺庙数字相比，道观数字却不能算少。该地方志所记载的当时伊州的佛教寺庙与道观的数量相等，也是3座。这表明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伊州，道教已取得了重大发展。

魏晋至隋唐时期，新疆佛教、祆教正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道教在这种环境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重大发展，除了北魏和唐朝大力推崇外，道教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为避免佛教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逐渐吸收佛教的内容，为自己涂上佛教的色彩，从而与佛教融合，形成新疆道教的鲜明特点。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写有：“禅师法林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孝章，持佛五诫，专修十善，今于高昌城内家中命过经涉五道，幸不呵留。”另一件高昌重光二年(621年)《张头子随葬衣物疏》，末尾写有：“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内容相似或相同的此类衣物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发现。这种格式是道教符箓常用的格式，但使用这种符箓的死者却都是佛教信仰者。这种符箓与普通道教符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内容中既有道教的用语，也有佛教的用语。文中的“五道(大神)”、
“张坚固“、“李定度“、“急急如律令”等系道教神名、术语；“比丘”、“佛弟子”、“五戒”、
“十善”等，则属于佛教用语。道教与佛教用语同存共见、交互夹杂的现象，反映了新疆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情况。在出土的6世纪中叶以前的随葬衣物疏中，还没有发现此种佛、道杂糅的符箓。但是，此后这种符箓几乎在所有的随葬衣物疏中都有发现。这一现象说明，道教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传播过程后，才逐渐适应了佛教占统治地位的这一社会环境。也正是道教的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才使它在新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4．景教在新疆的传播

景教是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教派。唐代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元代又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公元5世纪上半叶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约390-451年)创立，故称聂斯脱利派，亦称“波斯教”、“弥施诃教”。公元428年，时任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脱利，公开抨击阿里乌派的上帝“一位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个本体(位格)的“二性同体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不久即被革去教职流放国外。

5世纪末，聂斯脱利的追随者受到东罗马帝国的迫害和镇压，遂逃亡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聂斯脱利教派也随之传播到上述地区。后来，一部分信徒由叙利亚等地进入波斯，受到与东罗马帝国对峙的波斯帝国皇帝的宽待和保护，聂斯脱利派在这里得到了发展。公元498年，聂斯脱利派在赛流克雅城集会．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利亚教会”)，从此彻底脱离东罗马帝国教会，断绝了同它的一切关系。聂斯脱利派势力壮大后，开始向波斯邻近地区传播。6世纪时，已传播到印度、阿富汗、中亚等地区。

景教传入新疆大约在6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初。其早期传播情况不详。

近代以来，随着景教考古资料的发现，人们对有关这一时期新疆景教的情况才略有了解。德国人勒柯克在高昌遗址发现景教壁画．吐鲁番附近发现粟特文和用叙利亚文拼成的粟特文的景教经典残片。已发现的景教文物中，还有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的景教经典和文献。据考证，出土的景教文献属于唐宋时期的遗物。这些文物说明，唐宋时期景教在吐鲁番已十分活跃，信仰景教的不仅有外来的叙利亚人、波斯人和粟特人，还有当地居民回鹘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唐时，摩尼教已在维吾尔中盛行，庶几成为国教。西迁以后．摩尼教日渐澌灭，代兴者，即为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此说过高估计了景教在高昌回鹘汗国的地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教在回鹘人中较为盛行的事实。在吐鲁番出土的景教文献中，不少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如《福音书》、《殉难记》、《巫师的崇拜》(又译作《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的故事》)以及景教“赞美诗”。“赞美诗”是专供回鹘新婚夫妇举行婚礼时唱诵的，这一事实说明，景教已经渗透到回鹘人的社会生活中。

从吐鲁番的景教遗址和出土文物看，唐宋时期的吐鲁番可能已成为新疆景教的中心。在其他地区，也有景教徒的活动。据亨利玉尔在《契丹行程录》中称，在龟兹附近的拜城，也有景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一起居住。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在拔希(今新疆策勒县境)都城，看到“城内有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景教)徒、火(祆)教徒及佛教徒。”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景教在新疆虽然广为传播，在一些地区如吐鲁番甚至比较盛行，但它的鼎盛时期却出现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

5．摩尼教在新疆的传播

摩尼教是继祆教后，传入新疆的又一古代波斯宗教。我国旧译“末尼教”、“牟尼教”。因其崇尚光明，又有“明教”、“明门”、“明尊教’’之称。摩尼教于公元3世纪中叶由摩尼(216q76年)创立于波斯。摩尼教是在祆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思想材料而形成的。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教义。“二宗“指光明与黑暗，即善与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教认为，在初际，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是相对的二元，各有自己的王国，互不侵犯。到中际时，黑暗侵入光明王国，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反复斗争。在摩尼及其宗教的教化之下，在世界末日的后际，光明最终战胜黑暗，世界重新回到初际时光明与黑暗彼此分离的状态。摩尼教的主要经典有《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赞愿经》、《沙普拉甘》等。

摩尼教曾一度盛行于波斯，后遭祆教排挤，被官方宣布为异端而予以取缔，摩尼被处以死刑，信徒随即四散逃亡，摩尼教也就随着逃亡的信徒传播到世界各地。据说摩尼在世时，摩尼教就已经传播到中亚的粟特地区。后来，向东方逃亡的摩尼教徒大多来到这里，粟特成为摩尼教的第二故乡，这对摩尼教的继续东传具有重要意义。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把摩尼教传播到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新疆是粟特商人前往内地经商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据文献记载，最晚在唐朝初年，粟特人就已在新疆的阿尔泰、塔城、吐鲁番、罗布泊等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一个个粟特人的聚居区。大量粟特摩尼教徒的到来，自然也就把摩尼教传播到了新疆。据此推断，摩尼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应在6世纪末7世纪初。可能由于当时摩尼教的活动局限于粟特人聚居区，也没有和其他宗教发生冲突，其影响同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佛教和祆教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没能为正史所记载。

摩尼教在新疆虽然没能得到广泛传播，但在漠北回鹘汗国却取得了重大发展。唐宝应二年(763年)，回鹘汗国的牟羽可汗宣布摩尼教为回鹘汗国的国教。据《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记载，唐宝应元年(762年)，牟羽可汗屯兵洛阳时，在那里遇到睿思等摩尼教的四位高僧，受其说教后深为折服，翌年即携四僧返国。回到漠北后，四位摩尼教高僧奔走于汗国各地，大力宣传和推行摩尼教。由于有统治阶级的支持，摩尼教很快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被宣布为国教。摩尼教成为国教后，其僧侣也享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统治者常与他们商议国家大事。在回鹘与唐朝的交往中，他们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鹘遣使唐朝时，几乎都有摩尼教的僧侣同行。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西迁的一支回鹘进入吐鲁番地区，在这里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初时，高昌回鹘仍以摩尼教为国教。回鹘可汗周围每天都聚集着三四百名摩尼教徒，为他高声朗诵教主摩尼的著作。以摩尼教为国教的高昌回鹘政权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摩尼教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地区的发展。当时，高昌成为摩尼教东方教区教主所在地，在高昌、交河和唆里迷，都有摩尼教的寺院和教团组织。这些寺院中设有院主、法事主、传教师、唱诗班、写经僧以及从事杂役的男女信众。

在官方的支持下，摩尼教寺院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对依附农户的剥削名目繁多，数量惊人。和佛教徒一样，高昌的摩尼教徒也十分重视石窟的开凿和绘制宣扬摩尼教教义的壁画。近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批摩尼教的石窟寺院。在已发现的三个石窟群中，可以确认其中的39个洞窟属于摩尼教石窟。这些原为摩尼教的石窟，在回鹘由摩尼教改信佛教后，也被改造为佛教石窟。将石窟中的摩尼教壁画用白灰浆覆盖，然后绘上佛教壁画。随着灰浆的逐渐脱落，摩尼教的壁画重新显露出来。如同佛教壁画一样，摩尼教壁画的主要内容也是宣扬摩尼教教义的。如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第38a窟，在主室正面墙上绘画的是一幅生命树与死亡树交叉图，两树主干两次交叉，由下向上分成三段。这是一幅典型的摩尼教壁画。画中的生命树和死亡树分别象征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即摩尼教教义所宣扬的“二宗”；树干两次交叉，表示黑暗侵人光明王国并与光明相混同，以及二者之间的长期斗争；分为三段则明确表示了摩尼教的三际论。该壁画的主旨是弘扬摩尼教的根本教义“二宗三际论”。这一内容的壁画，是摩尼教绘画的主题。此外，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寺院遗址和各种文物。其中一尊教主摩尼的塑像尤为珍贵。像高8厘米，黄铜铸制，空心。该塑像为坐像，摩尼头戴宝冠，身着袈裟，双手已残断，但可看出似交叉置于腿上，面相清瘦、慈祥，呈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造型生动，铸制精细，工艺水平高超。该塑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尊摩尼的塑像，具有极高的文物与研究价值。在回鹘人改信佛教后，新疆摩尼教才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

三、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与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