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牌兵兴起于明朝中期的抗倭战争，由清代名将林兴珠发扬光大，对维护祖国疆域功不可没。

清朝的藤牌兵常被称为“虎衣藤牌兵”。为应对北方寒冷天气，藤牌兵多配虎皮帽，可以有效的防寒，且虎皮抗打击能力较强，也可承担一定的防御，虎皮帽也算得上是一种另类的头盔。
服装是虎衣棉甲，不同于虎皮帽是用纯正的虎皮来制作，虎衣棉甲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棉甲，只不过为了惊吓敌人，尤其是惊吓对手的战马，在制作棉甲的过程中，最外层的布料故意缝制成跟虎纹一样的形状。如果从远距离看，更像是穿了一身虎皮。

藤牌兵最早可以追溯至明代戚继光的藤牌兵。根据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记载，戚继光认为盾牌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厚木头加上皮革后太重了，不利于步战，于是戚继光因地制宜，用当地的藤蔓制成藤牌。这种藤牌后来成为明代的重要武备。

明末时期，郑成功在收复宝岛的时候，就有一支藤牌队伍，他们一手持藤牌，一手持短刀，在攻打荷兰人时立下大功。率领这支藤牌军的将领叫林兴珠，他非常熟悉藤牌加刀的战法，后来林兴珠投降清朝，

早在清军入关时，沙俄趁机侵占我国的雅克萨（今黑龙江省漠河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俄罗斯境内）和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清朝官方呼其为“罗刹”（恶鬼）。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头目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带有沙皇赐予的一枚盾形城徽：一只张翼的鹰，一爪抓住一张弓，一爪抓起一枝箭，充分暴露了其狂妄野心。康熙对“罗刹抗杀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深感忧虑，于是在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后，即决定反击沙俄侵略者。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康熙帝在北京景山召见林兴珠，当谈及“火器之利，因问所以御之者”时，兴珠回答说：“惟滚被为第一。”康熙问“滚被”为何物，兴珠回答“即人家所棉被也”。康熙笑说：“是何能也？”兴珠回答：“柔能制刚耳。”并详言其进退滚闪之法。康熙点头赞许，又问：“滚被之外，更有何法？”兴珠答：“有滚牌，臣家有其器。”康熙帝立命取至，又问：“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兴珠召集家人六人，在康熙帝御前表演。“兴珠年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万夫。前跃八尺，后退一丈，不可敌也”。康熙帝“命善射者数人，以雹头射之，数发皆不能中。矢未发已滚至面前，疾于飞鸟”（《广阳杂记》）。

康熙帝大喜过望，决定组建一支福建藤牌兵。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1月18日，康熙帝派人到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在安插于当地垦荒的福建投诚官兵内挑选500名，给银整装遣行，又下令在福建等处投诚官兵内挑选善用藤牌及片刀者送京；移文福建提督施琅，选取坚好藤牌400并所用片刀送京。之后他还亲自检查藤牌兵的装备，认为“藤牌稍薄，双层者加旧棉一层，单层者加旧棉两层，坚固可用”，命“侯林兴珠与营造司郎中佛保监修，进式后速发”（《清史稿》，下引同）。2月，诏“命都统公彭春等帅师剿抚罗刹”，“命銮仪使侯林兴珠等率藤牌兵会剿罗刹”，并特诏：“林兴珠曾效力行间，且系侯爵，其令参赞军务，彭春等善视之。”

为了保证福建藤牌兵按时到达，康熙帝还特地命令兵部派遣马队将他们送到前线。同年五月，林兴珠和都统彭春、副都统班达尔沙、玛拉等率清军3000多人水陆并进，在雅克萨城郊抓获敌兵数人，讯问城中情况，有一俘虏逃逸，兴珠当即建议：“宜亟进矣，掩其不备而围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内者不得出。少迟，众合不可当也。”彭春采纳其意见，挥师急进，廿二日抵雅克萨城下，翌日围城。廿五日，沙俄援兵乘船从黑龙江上游顺流而下，欲与城中守兵汇合。

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还击于江中，“众裸而下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众皆在水，火器无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枪矢不能入，以长刃掠牌上，折其胫，皆踣江中，杀伤大半，余众溃而逸，兴珠不丧一人”。此番痛击，杀死俄军30多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接着，清军攻城，炮弹所及，到处起火，兴珠令藤牌兵“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沙俄头目额里克舍只好乞降，立誓永不再来雅克萨。清军即释放俘虏700多人，以全胜赢得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两个月后，沙俄侵略者背信弃义，重占雅克萨，修筑工事，筹集粮食，欲长期盘踞。翌年（1686年）二月，康熙诏命将军萨布素、副都统郎坦等率所部2000人再攻雅克萨，“并量选候补官员及见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兴珠率往”。六月，清军抵雅克萨城下。初八，福建藤牌兵占领城南土阜，“遇敌伏兵，又大败之，即于土阜设伏兵固守”，“敌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此次反击战，沙俄侵略军先后被清兵斩杀七八百人，幸存者仅66人。

清王朝取得两次雅克萨大捷，沙俄侵略者被迫求和，中俄两国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1690年1月）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林兴珠和福建藤牌兵功不可没。

明末清初，已退出中原两百多年的蒙古族分裂成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分。清兵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属清之版图。后来，漠南、漠西两部也臣服于清

在清王朝忙于扫平内忧外患的同时，游牧于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漠西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逐渐强盛，贵族噶尔丹自称可汗，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向康熙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贼心不死的沙俄支持下，噶尔丹以追击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为名，悍然进兵内蒙古。为使大清帝国政权得到巩固，康熙帝御驾亲征，“兴珠复以藤牌兵护驾从征，至克鲁伦河，与敌遇，突其骆驼阵，大败之于乌兰布通”（乌兰布通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南岸，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境）。福建藤牌兵为保卫祖国西北疆域立下了一大功。

那么，为满清立下不朽功业的藤牌兵后来怎样了呢？

公元1842年已经是鸦片战争进行到的第二个年头，英国侵略者靠着坚船利炮势如破竹，将落后的清政府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但是清军还是在各个地方顽强地抵抗。

1841年10月13日，英国侵略者就攻陷了宁波城。1842年3月10日，清协办大学士奕经以虎衣藤牌兵为先锋反攻宁波，清军依靠内应打开了宁波城门，成功进入城内，然而守城的英军已经远非100多年前的沙俄军队可比，而是装备现代化的欧洲精锐陆军，他们依靠先进的武器，占据有利地形，向虎衣藤牌兵射击，由于装备水平还停留在100多年前，藤牌兵手中的藤牌早已无法阻挡更先进的燧发枪的射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而反观英军，当天基本无伤亡。

在与英军的一系列作战中，虎衣藤牌兵伤亡惨重，被打得毫无还手能力，毫无疑问，这一延续百年的兵种已不适应近代战争，更不是欧洲新式陆军的对手，这一曾经为清王朝立下显赫战功的特种部队逐渐被边缘化，公元1898年，百日维新中清廷进行军制改革，光绪皇帝下诏，清军完全取消了藤牌兵这一兵种，至此，藤牌兵彻底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了。

福建永春县外山乡云峰村的十几位老人仍在练习藤牌刀这门武艺，但是全村仅有村民林清标一人还有藤牌刀的器械。相关单位正在筹划如何将这门武术传承并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