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在海洋史上的重要影响（明中叶前期）

关键字：郑和下西洋、占城、新州港、海洋史

前言：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7/11）是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由郑和统帅的两万七千八百多人，搭乘史无前例的宝船，写下了明代海洋史上传奇性的一页。在这当中，郑和经历许多国家与地区，载回丰富的珍奇异宝，同时宣扬大明的国威。但在后人为此着迷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占城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¹占城是明朝的藩属国之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建国后，占城随即主动朝贡明朝，两国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宗藩关系。明成祖继位后，下令郑和率领舰队出访东南亚，在这当中（1406/4/4）曾发生安南劫杀陈天平事件（《大越史记全书》作陈添平），明成祖为此勃然大怒，决意联合占城南北夹击安南，先于南方「由海道往占城，会合军马」，并配合北方八十万陆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征服安南。从这已可得知明朝与占城有所谓的合作关系，且透漏出占城在航路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占城有一大港，称占城港，又名新州港、新港。根据《安南志略》：「占城，立国于海濵，中国商舟泛海往来谓番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马头。」又《诸蕃志‧占城国》亦载：「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贸易。」这皆说明占城港是一贸易大港，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忽略此重要的港口。

在郑和下西洋的史料中，七次航行所经主要的国家与地区皆有占城的踪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志明先生，曾发表一篇名为〈论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当中引《星槎胜览》、《瀛涯胜览》、《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天妃之神灵应碑》等史料推论占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首站。笔者想在此基础上结合洋流图、气象图、卫星图等近代的科学观念去解释占城港在海洋史上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笔者也想以明人所绘制的《东南海滨诸夷国图》去反映占城在明人海洋地理知识的建构，从中突显出占城在明代海洋史上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背景：宋元时期的占城

「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宋」王禹偁
1983：133）。宋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大为兴盛，中国与占城的经贸往来也在传统的朝贡关系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市舶贸易也成为这一时期经贸关系的一个显着特徵。在重要贸易口岸泉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宋」周必大
1983：191）。在广州：「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阁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琉璃之属，禹不能名，幽不能计」（「宋」洪适
1983：
457）。（邓昌友、陈文源
2004：66）。日本学者认为在唐宋变革²后，中国的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的船只前往南海时，首先会抵达占城（石泽良昭
2001：30）。伊斯兰势力兴起后，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往往在占城停留，然后「从占婆（占城）出发，水陆兼行」（「法」费瑯，(Ferrand,
Gabriel)辑注、耿昇译
1989：46），前往中国（邓昌友、陈文源
2004：67）。

图1：南宋东南亚交通图³

近来，在中部越南各地陆续发现中国陶瓷器和伊斯兰陶器。占城于此时转变为前往中国贸易的外国贸易船的派遣中心（石泽良昭
2001：30-33）。伊斯兰教传入占城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和贸易繁荣的产物（廖大珂
1990：88），因此占城深受其影响，在日后明代的四夷馆制度中把占城併入回回馆（「明」章潢
1983：237）。又郑和、马欢等人本身皆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从宗教角度来看，这条航路结合着东亚、东南亚、南亚的伊斯兰贸易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