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秦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吗？

答：我认为秦的统一是大势所趋，理由如下：

客观原因

自春秋以来诸侯相争，战事连年，人民都渴望統一和平。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农民遭受了被杀害、被掠夺和破产流亡的深重苦难。服役士兵需自备衣服和费用。当时就有人说过：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所有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內矣”。而战国时期，诸侯致力于战争之中，人民不断地被抽调往战场，不仅影响生产，而且加速编户齐民经济的破产，所以人民一致要求中国統一。战争的灾害既如此严重，因而人民对诸侯割据的铲除非常关心，他们要求经济上政治上较好的国家能取得统一全中国的胜利。

列国纷争时，外族亦乘机入侵，这对沿边国家损害甚大，故需要一中央集权之国家，以制止游牧部族的入侵。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已有强大的游牧部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其中以匈奴最为强大。这些游牧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地区农业的损害是很大的。因而这时已迫切需要加强边防。当时赵、燕等国的边防军，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燕将秦开也曾“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但是，燕、赵等国往往把边防军投入兼并战争中，这样就削弱了边防的力量，给游牧部族以可乘的机会，在秦兼并六国时，匈奴已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这时就很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建成，以便集中力量，加强北方的边防，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华夏族先进的生产事业。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统一的国家。战国末年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在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己比较密切，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这就需要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商人亦渴望統一，因商人想更容易地在各国进行贸易。以上数项，均形成了統一的趋势。

是当时的思想趋势。在战国末期，由于各国经济交通频繁而且发达，文化上亦出现了天下統一的渴望。而且，当時荀子所谓的”四海之內若一家”这种統一的需求，支配着当时的思想界。

主观原因

首先，秦本身拥有不少有利的条件，而这些优势是六国所沒有的。

第一，秦本身地处西陲，因此东方国家的战乱很少波及至秦，使秦得以休养生息，培养兵力。再加上秦所在的关中之地，地势险要，有崤函之固，能关闭自守，故列国不能进攻；而又能关闭出兵，列国又不能防御；且关中之地，土壤肥沃《汉书·食货志》有谓：”关中之地占天下三份之一，人口十份之三，財富却十份之六。”再加上巴蜀的铜铁木材、戎狄之地出牛马，因此物资极为富庶，地理上占尽优势。而自秦惠王夺楚西部地，所据图为七国中最大，因此六国难以匹敌。

第二，秦之文化简朴落后，但这样却能更快速地适应变法，令秦在短時间內成为一个強国。

第三，秦国民风勇悍。因秦国接近西戎，民风本已具尚武精神。就当时的民间经济社会状况而言，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而民风則相反，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勇悍。因此，秦国国民与西戎杂处，所以三晋民风強悍，配合战马強劲，更是如虎添冀。

第四，秦国有充实的经济基础。自商鞅变法开始，开阡陌，励耕织，并吞巴蜀，招三晋人民开荒，使国力更形充实，而秦在战争中亦不忘开发经济，如将战争中因犯罪而罚为奴隶的人赦免，允其到新的土地耕作，以补人力之不足，在战争中攻取了大城市后，亦把城中商贾及贵族驱逐，因其旨在夺取土地和农民。因此，随着战争之不断进行，秦之经济基础便越趋雄厚。

秦国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全赖君主及其臣下及各官吏的合作无间。因此秦君主及其臣下也有很大的功劳。

另外秦能灭六国的还由于列国国势不稳。由于六国之不稳，使秦有机可乘，从而能较易消灭六国。

第一，六国编户齐民之破产影响了各国的生产力。杜正胜在《战乱中的编户齐民》中指出，由于春秋之封建解体，而七国的社会基础以编户齐民为主，所以他们承受了国家的赋税，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支柱，然而六国一直陷于战乱之中，于是编户齐民并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及征发，而政府仍不断地压榨，于是造成山东地区的编户齐民经济上的破产，六国亦因而败亡。

第二，六国內乱频仍政局甚为不稳定，而秦国內政则较为安定。这无疑对秦之統一天下甚为有利。

第三，六国的政治为贵族所垄断，而诸贵族亦不断堕落，不再复战国初期诸国之军事力量，遂逐一一被秦击破。

第四，六国为了自保而贿赂秦国，而六国亦因利害冲突，而不能忠诚合作，北宋苏询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由此可见六国赂秦为六国破亡之因。

综上所述，秦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而且也只有秦能担负起这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