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
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不甚清楚，从记载来看，这似乎是古时”圣王”的一致观点，到明清时格外的流行。《明史》中有很多相关段落，尤其是范淑泰的上表中说的更贴近：”内不安，何以攘外！”《清史稿》中也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的说法。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内部不团结，确实不易抵御外侮。可惜近代的蒋介石对它的演绎却是很失败的，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
安禄山起兵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
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他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二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㈠、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李璘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李璘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李璘，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