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不曾为人所注意，就是《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通鉴、唐书均没有明写。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原以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朋友说《全唐文》中有一篇诏敕有相关信息。朋友所指的当是《全唐文》中《授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制》这一篇，其他再找的话，就没有和高仙芝升贬相关的诏敕了。原先也曾扫过一眼这篇制文，但由于天宝九年玄宗曾任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便以为是那时下达的。经提醒后，再仔细看它，果然发现有不平常的地方：”四镇经略副使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密云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高仙芝”、”可起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一个”前右羽林军大将军”，说明这份制书并不是第一次封高仙芝时下达的那个，再加上”起复”，这两点都透露出来这是一份传达出不为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诏书，那就是高仙芝确实曾被免职。玄宗这道诏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因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十载，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可以为证。的确，战败后将军总要多少负些责任的，如果高仙芝没受处分，反而奇怪。
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大败不久就复职，而且安史之乱中任命他为第一任副元帅，可见玄宗还是相当的看重他。这或许也与李林甫主张重用边将有关，前面曾提过，李林甫不想再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治官员参与到高层，在他的鼓动之下，玄宗后期大量重用蕃将。高仙芝本人也是蕃将，且从现存记载来看，没有参与到朝廷中的任何争斗，所以李林甫也犯不着为难他，加上在那个时期高仙芝确实是属一属二的上将，复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使将军名声在，还怕天子不遣冯唐来吗？
怛逻斯之战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自然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跻于西方”，意思是唐朝经此一战，退出了中亚的竞争。我本来很信服这种说法，因为最初印象就是如此，难免先入为主。但看了更多资料之后，觉得这种”一刀切”的算法的确有问题。
说是”一刀切”，毫不夸张，因为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自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染指中亚，似乎怛逻斯之战就是一个分水岭–不然，唐此前也有”不济”的时候，此后也没有就此了断在中亚发展的愿望。
在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讨伐大食的请求。比如《新唐书》西域传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石国都曾请求大唐讨伐大食，结果都是，”天子不许”，对俱蜜稍微好一些，”其王那罗延颇言为暴赋，天子但尉遣之而已”，起码还派个人慰问了一下。这些西域的国家，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好借助于大国的保护，而他们夹在大食与大唐之间，哪个都惹不起，在石缝中求生存，的确很不容易。想来他们也是很盼望着看大食与唐之间打一战决一雌雄，也好据此来决定究竟投靠哪一方，但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