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