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
——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摘 要]：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关
键 词]：史学；二重证据法；层累说；“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cademic pos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books in the history theoretical research. From the “Gu
Jie-gang problem” to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
Continuous
rewriting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we conducted deeply
analysi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Ceng-lei theory.
In today’s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the tendency to deliberate Wang Guo-wei
and Gu Jie-gang to the opposition, in fact, when alive they were not
so. Er Chong Zheng Ju Fa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eng-lei theory.
Using Er Chong Zheng Ju Fa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the ancient
history, using the positive side of Ceng-lei theor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legend, then we study of the ancient history will be
some new scene.
Keywords:
historical Studies;
Ceng-lei theory ;Gu Jie-gang problem;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
1925年王国维先生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课时，提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0王国维先生主张历史学应和考古学结合起来，借助地下新出土材料，来考辨古书的真伪，不可轻易怀疑、否定古书，明显对顾颉刚疑古持否定态度。
顾颉刚先生对王国维的说法并不服气，他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邪！”0顾颉刚认为，古书造伪，必然有一定的原始材料作依据，仅凭古书零星内容与出土文献相合，就能判定某书为真书吗？
张京华先生把顾颉刚的上述回应称为“顾颉刚难题”，他认为“顾颉刚难题”包含两点内容：一是考古学能否提供第一时间的原始记录来印证古书的年代？二是提供的原始记录从数量上能否印证古书的全部内容？他说：“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0尧舜禹时代，是史料极匮乏的原史时期，系统性的文字是否存在尚存疑问，我们虽然坚决否认“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说法，但如何从学术角度回应顾先生对古史、古书的质疑呢？
一、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再现
顾颉刚先生否认尧舜禹原始记录的存在，他说：“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0李扬眉先生认为，传世文献中的东周、夏商以至于更为古远的历史，是拿不出可靠的“证据”——“直接的史料”来的；既无法“拿证据来”，“三皇五帝”的上古旧说无疑也随之丧失了它们的“信史”及“史实”地位0。2003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被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玉器和手工业作坊遗迹，还有少量扁壶朱书文字。陶寺遗址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和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相当。陶寺遗址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为目前发现的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它和东汉应劭、郑玄所说的“尧都平阳”地址相合，顾先生“尧舜禹原始记录不存在”的预言不攻自破。
顾颉刚先生说夏代史只是传说的堆积0，杨宽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来自殷周时代的神话，它们只可用作殷周时代的史料，不能用来解释殷商以前的历史0。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学者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加以比较，证明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所在地0。我们认为，斟寻是否是夏都虽然可以再讨论，但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与禹、启有着密切的关联，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郑州大师姑文化遗址使夏文化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时间定位，夏代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其实顾颉刚晚年已承认夏代的存在，只是不承认夏有文字记录0，他说：“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0甲骨文的构字方法已很成熟，说明在商代中期以前，汉字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商代以前，发现陶器符号的遗址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大汶口、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河南新郑裴李岗等，虽然这些陶符是否是文字尚可讨论，但如此多的遗址大量陶符的出现，而且有的符号多次出现，如“斤”、“戌”、“
”、“
”等字，已经出现9种0，证明在夏代或更早时期，文字已经发明是很有可能的。
英国学者柏克莱说：“任何物体，只要不被知觉，就是不存在的。”0他把事物与知觉等同起来，认为事物就是“知觉的组合”，在心灵和能知觉事物的思维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人类认知的范围局限在现象界，而不能弄清客观世界的本原。王学典先生认为，之所以能核查牛顿对宏观天体运动的描述，是因为除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之外，像行星那样的“宏观天体”仍然在“天空”中“实在”着并“运动”着。“历史实在”既然不“在”了，后人又如何案验那些自诩“叙述”了“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0
殷墟甲骨坐实了《史记》所记的商代世系，由二里头文化上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仙人洞文化，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原史时期已经形成了可信的文化序列。我们认为，完全复原历史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残存的文物遗迹使古代历史事实的真相得以部分再现，客观世界是能够被人感知的。严格地讲，今天运动着的宇宙天体已不再是牛顿见到的样子，既然今天运动着的天体能证明牛顿的力学定律，为何残存至今的文物古迹不能证明已逝的历史世界？当然考古发现并非总和顾颉刚先生的说法背道而驰，“满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与顾先生打破民族向来一统的观点非常契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顾先生结论的正确性，也是靠文物考古证明的。
文物遗迹使古代城址、墓葬、器物等得以真实再现，却很难反映古人的道德信仰、巫术宗教、风俗传说等精神世界的内容，要想了解更多的古代文明，必须借助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激活。顾颉刚先生说《尚书·吕刑》最早记载了禹，便推定“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0。王国维据秦公敦铭文“鼏宅禹迹”和齐侯镈钟铭文“处禹之堵”，断定“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0秦公敦和齐侯镈钟属于春秋晚期，尚不能有力否定顾先生的说法0，近年来发现的
公盨铭文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西周中期时被刻入
公盨铭文，说明禹的传说“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0，
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有学者据此认为
公盨仍不能证明禹的存在。《诗经·文王之什》：“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奠定了西周的基业，在周人的眼中，文王为神，侍奉在上帝的左右。《合集》27656：“
于伊尹，亡雨?
”《合集》27658：“于伊尹
，乙大雨?
”商人向伊尹卜问天气，可见伊尹辅汤有功，死后被奉为神灵。同样，大禹死后被人奉为天神，是为了纪念他治水的功勋，古代祖先崇拜，宗教思想盛行，这本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能因此怀疑禹、文王、伊尹等作为人的原型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