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动地理分布
由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虽存在明显的缺陷，但用以反映全国各省区人口迁移总规模的差异，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笔者计算了1955、1960、1965、1975、1980、1985，6个年份（1970年部分省区无统计，故未列入）除西藏外其余各省、区的平均总迁移率（
），其中内蒙古和吉林两省、区分则以101.5‰和101.1‰居第一位和第二位，新疆、黑龙江、辽宁、青海、宁夏、北京等省、市、区高于70‰；除北京外，其余7省、区都位于北方边疆，均为50～70年代全国人口迁移最活跃的地区。甘肃、山西、江西、陕西、上海、云南和福建7省、市总迁移率界于50～60‰之间，在全国居中游，人口迁移也相对活跃。而其余13个省、市、区总迁移率均在50‰以下，最低的广西仅为37.7‰。
值得注意的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各省、区总迁移率的差距明显地趋于缩小。1955年总迁移率最高与最低的省、区之间相差达243.2个千分点，1965年和1975年分别相差90.3个、80.6个千分点，1985年进一步缩小到59.7个千分点。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中国各省、区5年平均的总迁移率最高的青海省为22.24‰，最低的山东省为8.16‰，相差仅14.08个千分点，这与前述数据虽不完全可比，但总迁移率地区差异缩小的趋势还是明显的。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包括人口迁移），中国各省、区之间在人口和经济状况上原先十分悬殊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了。
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年普查清楚地区分出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前者5年内平均数分别为484.4万人和126.2万人，比率约
4∶1；后者
5年内平均数分别为
460.0万和
216.8万，比率约2∶1
。考虑到两个5年中有2年是重叠的，则比率变化之剧殊不可信。原因除统计定义上的差异外，可能是抽样调查中样本太小再加上统计缺陷，致使省际迁移数据偏小（它包括了离开原常住地半年至1年这部分人，普查则未包括），而省内迁移数据偏大。对比之下，普查数据可信度显然更高一些。
表63中各省、市、自治区总迁移率的排列序位与前30年中6个代表性年份的平均序位相比，有10个提前了，其中广东（含海南）提前22位，广西、浙江提前16位和13位，上海、四川、江苏、福建、青海、北京、天津提前4～7位，其余除新疆持平外
序位都下降了，其中江西下降
14位，甘肃、辽宁下降11位，吉林、安徽、山东下降9位，……这一变动同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大体成正比例。
从上表中可见，3个直辖市因市县级行政区数目少，省内迁移率明显偏低，而其余各省、区都很接近，绝大部分在15～30‰之间，相差仅1倍左右。相反，省际总迁移率差距则很大，最高的北京为72.6‰，最低的河南和湖南仅12.4‰，相差高达6倍，这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在省内差异小而省际差异大关系至密。
省际迁移对全国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乃至生产布局影响较大。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余年的省际人口迁移，缺乏可用的统计数据
，只能利用其它资料作间接的推算。80年代后半期陆续出版的《中国人口》丛书利用户籍登记机关的迁移统计以及按总人口数与自然增长人数所作的间接估算，为此提供了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其基本数据已汇集在表
65中。根据这一成果，全国
1950～1982年间
22个人口净迁入省、区累计净迁入
3619.4万人，但7个净迁出省、区累计仅净迁出818.1万人，差额为2801.4万人，年均竟达84.9万人。众所周知，在一个国际迁移率极小的封闭人口系统中，省际净迁出与净迁入应完全相互抵销，如此巨大的差额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以上问题的出现，基本原因在于除人口普查外，中国不仅缺乏相对精确的迁移统计，对总人口数和自然增长人数的统计精度也不高。如据统计，四川省1952年人口纯增4.8％，达291万人
扣除自然增长外，净迁入应达150万人之多；但该年度四川所有的邻省均为净迁入，很难解释这150万人从何而来，在当时尚无一条铁路，蜀道依旧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客运量是绝难完成的。这说明当时总人口数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关于自然增长，如将《中国人口》丛书有关分册引用数据同1990年出版的《全国历史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比较，就会发现差异不小，表64摘取了3个省的数据比较。
表64中3省合计，差额即达605.4万人。由此可见利用不甚可靠的总人口数和自然增长数而推算迁移数
误差会有多大。
青年学者杨云彦利用存活率法推算了中国1953～1982年间各省、区的省际人口迁移，其基本数据也汇集在表65中。期内全国9个净迁出省、区累计净迁出2385.0万人，19个净迁入省、区累计净迁入2497.5万人（缺西藏），差额仅112.5万人，年均3.75万人，不及前述《中国人口》丛书差额的1/22，在合理的误差范围以内，显然具有参考价值。
将《中国人口》丛书和杨云彦两列数据相比，多数省、区差异不大，唯四川、安徽、湖南3省差距甚大。在《中国人口》丛书中3省合计年均净迁入19.56万人，而据杨云彦的成果却是净迁出51.70万人，一进一出达71.26万人之多。
相对而言，在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中，笔者认为杨云彦的成果可信度较高。《中国人口》丛书有关3省分册所推导出的人口净迁入实际是个假象，原因看来主要就在于未能充分澄清原始统计资料中的混乱。如安徽分册明明已指出1954～1984年间本省年均增长人口
65.7万人，年均自然增长人口
75.9万
却又根据户籍登记机关显然不甚可靠的统计，得出省际迁移的迁入大于迁出，年均净迁入约11.1万人的结论，自相矛盾。事实上任何一个观察过中国人口迁移现象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四川、安徽、湖南3省是移民的重要来源。在1987年抽样调查和1990年普查中，3省均为主要净迁出省绝非偶然。
表65汇集了建国40年来中国不同时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基本数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净迁出区和净迁入区的变化。笔者在国内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近年来省际人口迁移的最大变化在于同传统模式相比迁移方向明显逆转，净迁出区与净迁入区发生了颠倒”。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在从位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东部沿海的国家核心区向着广大边疆地区迁移，这一传统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不仅继续保持，而且得到了增强。从表65可见，这一时期内边疆省、区人口均为净迁入，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是全国突出的人口净迁入区，而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东南部沿海地区。自70年代末叶以来，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使这一传统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边疆省、区几乎全部转为净迁出，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也概莫能外，而山东、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区则由全国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剧转为主要的净迁入区。笔者认为，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绝非偶然。
首先，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也加速了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过去，制约人口迁移的主要是土地及其粮食承载能力，它引导着人口不断从地狭人稠的国家核心区流往地旷人稀的广大边疆。而现在，在土地及其承载能力之外，工商业的地理区位对人口迁移已产生愈来愈大的吸引力，由此而导致迁移方向逆转。
其次，中国的区域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过去东部地区人口压力大，经济体制也统得过死，生产力发展受到一定束缚，对人民生活水平颇有影响，山东、安徽、四川等省一些地区尤为贫穷。而此时广大边疆地区仍相对地广人稀，开发程度低，个人的自由度也大，故生产门路较广，温饱问题易于解决，加上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大力提倡，遂形成向边疆移民的洪流。实行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的优势得到发挥，沉睡的生产力被唤醒，经济发展速度显著领先。而边疆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原有基础又差，再加上经多年移民，人口密度大增（1953～1982年间，黑龙江省增大1.8倍，而山东省仅为0.5倍），昔日地广人稀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初步解决温饱之后要进一步发展致富就面临着远较沿海地区困难的局面，如乡镇企业发展水平比沿海差之甚远，甚至一个省赶不上沿海一个县。这种种差距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得到综合反映。近年来，相对于全国平均数，东部沿海各省、区指数均在上升，边疆省、区却有显著下降，如1978年山东省比黑龙江省低40％，1987年反而超出9％，这无疑是制约人口迁移方向的一根强有力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