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想凭自己的本事，施展才能，博个封妻荫子，为祖宗争气。在当时社会中，“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一条主要途径，是实现阶级跨越步入社会高层的台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生追求。杨志被高俅赶出殿帅府后，思量道：“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是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就梁山多数头领而言，虽然走上梁山的原因不同，但希冀凭自己的真实本领博个封妻荫子的初衷或情结，并未就此清除，哪个也不愿背着“盗贼”的黑锅做人，所以在“梁山文化”这一小传统中，个人之功利关怀的特点极为明显，这就为宋代主流文化对此小传统的整合，留出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空间。
梁山义军太多怀抱扶危救困，济世救人的气概和抱负。讲义气，这一带有民间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梁山好汉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义是构成梁山文化初级形态的支撑和精神旨归。“义”既是他们标举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判断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群虎同心上梁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们信守的是一个“义”字，所以无须相逼，仅受义气的感召，便主动自愿地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从而形成梁山上这样一个以“义”相聚的带有绿林特色、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他们所经历的“两大转变”所完成的。林冲在梁山落草后，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这是昭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此为第一大转变。梁山事业在晁盖手中，已初具规模。那座地处中央、汇集贤士、显得神秘而又庄严的“聚义厅”，既是议事的中心之一，又是规范群雄思想和行为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礼仪之场。“聚义”二字代表着他们的行为指南，反映出这一集团的性质。但宋江上山执政以后，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厅”，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与自觉。此为第二大转变。在这两大转变中，行动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伦理化、社会化的方向靠拢；思想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正统化、政治化的方向趋进，以此完成了“义”的意识形态演变，使“梁山文化”最终与传统融合，奠定了“招安”的基础，并为招安之后的行动提供了合理的根据，因而提出了“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八字行动方针”。这也是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富于民间气息的“梁山文化”的输入和整合的结果。
四、可贵的武侠精神及其局限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侠肝义胆的英雄的赞美和歌颂。他们最有同情心、正义感和斗争精神；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弱抑强，除暴安良；他们重然诺，轻死生，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自己的生命。人们称他们为义侠、侠客、豪侠、武侠。这些游侠、侠客永远活在普通百姓的心中，人们歌颂他们，赞美他们。而武侠有哪些可贵的精神呢？
武侠具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义气精神。“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为仁义之义、忠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他们遇人危难，宁愿赴汤蹈火，解人之急，解囊相助。义的这一性质及其在游侠身上的显着体现，使之受到了民间的推崇和赞许，成为“政治腐败时期的法外认同”。
武侠具有见义勇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鲁智深不是“逼上梁山”而是“反上梁山”的。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舍己为人、义不顾已。本是镇守边疆军官的鲁智深，偶尔听到金氏父母的悲惨遭遇，就毅然放走了他们，又解囊给盘缠送他父女回乡。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丢了提辖官，还被“画影图形”，到处捉拿。出家当了和尚，又大闹五台山，被遣往东京，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出了刘太公的女儿，拼杀了瓦罐寺的丘小乙、崔道成。就是在京都所在地，他也不畏权贵，敢于公开和高太尉作对，为了搭救林冲，大闹了野猪林，这不顾自身安危，不向恶势力妥协，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豪侠气慨十分感人。金圣叹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此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武侠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团结战斗精神。《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同时歌颂了梁山集团领导者能够团结战斗的团队精神。在梁山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十分重视义气和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把交友看作人生的重要追求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宋江与武松，林冲与鲁智深都是由于彼此仰慕而结拜为兄弟。一人有难，舍生救助，表现了他们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崇高义气和舍己为人，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高贵品质。他们主张经济上平均，政治上平等，个性上的自由，用人上人尽其才，组织上团结。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部表现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着作，梁山泊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或“理想实验”，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斗争”的美好蓝图。
武侠精神虽具有种种可贵的精神，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韩非子·互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为游侠立传的司马迁，既称赞游侠的可贵精神，但也认为游侠“不轨于正义”。从根本上说，以拔刀相助形式出现的侠行义举，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想象。它以个人的力量处理人世间的不公平，以一种暴力还击另一种暴力，而还击的具体操作又缺乏一定的规范制约，在还击的限度上也没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因而，打抱不平常常难以最终解决问题，有时候反而使问题像个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有些梁山人既缺乏理智的人性，更缺乏仁爱之心，而是残酷无情地滥杀无辜的人。如开黑店的孙二娘和张青，为了劫财，卖人肉包子，杀人不眨眼。吴用指挥的攻打大名府，城被攻破之后，他对部下乱烧乱杀不加约束。许多无辜的百姓蒙受了重大的伤害，被害者将近一半。这种“不规于正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极不可取的。所以，我们研究大宋武侠文化，既要看到他的可贵之处，精华之处，还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及其危害性。
（作者闵锋,单位：中国翰园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