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江湖武侠文化
万岁山游览区是七朝古都开封市新兴的一座大型休闲度假文化旅游园林。从2009年开始，在这里开发了以大宋江湖武侠文化为主题的大规模日常演出活动，展现了大宋武侠豪情和江湖百态。已编排全天巡回演出的武侠实景剧有近20部，其中有《七侠五义》、《十字坡》、《武松醉打蒋门神》、《野猪林》、《智智取生辰纲》等，彰显了中华武侠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受到游人们的高度赞誉和喜爱。现就大宋江湖武侠文化的几个问题，略抒已见。
一、历史悠久的武侠文化
武侠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武侠精神及其英雄豪杰人物倍受人们的喜爱和崇敬。它不仅大量见之于小说、戏曲里，《三侠五义》、《水浒传》、《红拂记》等文学作品无不为侠义精神的传扬推波助澜，而且也出现在严肃的典籍里。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墨子为了救助受苦之人，“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正是游侠精神的体现。首次对侠义之士投以热切关注的便是司马迁的《史记》，能在官修的史书里为游侠立传，这本身就显示了司马迁过人的胆识与非凡的眼光。司马迁对游侠的估价见于《游侠列传》，其文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赶士之厄困。”在司马迁心目中，游侠是这样一类人：讲信义，重然诺，能够舍命救人于患难，助人于困穷。他们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即人们都会遭遇到为难的事情，需要外界的济助。司马迁又列举了许多游侠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生动感人的故事。在《魏公子列传》中记载了魏公子信陵君、夷门隐士侯赢和仙人朱亥三人“窃符救赵”的故事，在《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专诸刺吴王僚、荆轲刺秦始皇等人的故事，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赞赏。司马迁对游侠的同情和歌颂态度，显然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对侠士经典性的认识，特别是在《史记》里描绘的那些具有侠客气质的人物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代大诗人李白既是一个才华超拔的青年作家，又是一个少年游侠。《史记》对他的影响很大，年少时就很崇拜游侠。“十五好侠术”，开元十四年，他离开家乡，开始漫游兼求仕的生涯、他自己表述此举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剑曾带给旅途中的李白不少江湖味。他因打抱不平“手刃数人”。剑与人如此地相依相随。贾岛的《剑客》一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用十年磨成的剑去打抱不平，在这里，仗义行侠成了文人和市俗的认同和期望。李白和司马迁一样，都曾到了大梁夷门访问信陵君、侯赢和朱亥一同救赵的史事。李白在《侠客行》诗中云：“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战国时代侠客的形象。
武侠文化到了大宋时代，更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文学巨着和武侠小说的问世，一大批武侠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更使千千万万的市民产生对武侠文化的关注和喜爱。北宋晚期，北方出现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南方出现了了以方腊为首的洞庭湖农民起义。使单个行动的游侠发展为浩浩荡荡的造反队伍，从而危及到大宋政权。这样，“水浒文化“和“大宋江湖武侠文化”就成了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门“显学”。
二、大宋江湖武侠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土壤
大宋皇朝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但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的昏聩和各级官僚的贪污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风气恶化，社会分配不公，这就成为江湖武侠涌现的社会土壤。金圣叹指出梁山起义是“乱自上作”。
首先是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不善治国。他即位以后，最信任的宰相是蔡京、王黼，最受宠爱的宦官是童贯、杨戬。这些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为迎合徽宗提出所谓“丰、亨、豫、大”的口号，要把北宋朝廷和宫廷的场面搞得富丽堂皇，集中各地奇花异石于都城开封，修建万岁山（艮岳），以供观赏玩乐。宋徽宗命童贯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任命朱勔设“应奉局”，大规模搜刮奇花异石、象牙犀角、金石、织绣等，造成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宋徽宗又设置一个专管掠夺私人土地的机关“西城管田所”，使广大农民和市民不堪其重，直接激发了农民和市井游侠的起义、反抗。
其次是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水浒传》是一部反映下层人民群众反抗各级贪官污吏（即土皇帝）的书。土皇帝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各级各类专权的土皇帝是封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千起的“造反”；除了秦末、隋末是由皇帝引起的以外，其余的都可以说是因为贪污腐败的土皇帝引起的，土皇帝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最直接最尖锐的矛盾。土皇帝上害国家，下害民众，是社会矛盾的中心。《水浒传》所描写的都是各级各类土皇帝对老百姓剥削和压迫的情形。这些土皇帝才是国家的蚀虫，百姓的祸害。他们把江湖武侠逼上了梁山，所以阮小五唱“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提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
再次是社会不公，好人受害，需要豪侠救助，用拳头去找回公道。现在人们常用“逼上梁山”这句话来形容走投无路的人。尽管在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等方面需求量的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势所必然。有些游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在社会不公、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会经常遇到被坏人欺侮，身陷困厄，需要江湖武侠去救人于危难之中。如武松为给兄长武大郎报仇打死西门庆，后又为恩公施恩讨回公道，在快活林打伤蒋门神；李逵为救回刘太公女儿打死“假宋江”。但他们往往因为救人而去打伤人，又被官府追捕被逼上了梁山。
三、梁山英雄不同的人生追求及其思想
梁山英雄聚义不是农民起义，他们大部分是市民阶层中的游民，成分比较复杂，走上梁山也有多种原故。其中固然有一些人是“逼”上梁山的，但有很大一部分走上梁山，并非外力相逼的结果，而是与他们不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有关系。这些人大多是身怀绝技，不甘寂寞之辈，但各种人的社会经历和生存状态并不相同。
有的是要求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处境，“做个大半世快活”。聚啸山林的人们“大碗酒”、“大块肉”对那些流窜于江湖之间，挣扎于窘迫之中的人，有一股很大的诱惑力，而且也可以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阮小五曾对前来游说的吴用道，梁山上“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七也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渔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戴宗曾劝石秀道：“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活也好。”“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的人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一要求虽不高尚，亦缺乏理性的自觉和反省，且与中国大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念相去甚远，但却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世俗欲望和带有功利性、现实性的人生关怀，因而具有小传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