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还要求宗室成员读书。他曾问王宫侍讲:秦王学业何如？侍讲回答：近日所作文词甚好。宋太祖并不满意：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古今治乱，他日免为舞文弄法吏欺耳。可见，宋太祖要求宗室成员读书的目的主要是驾御官吏，免受“舞文弄法”者的蒙蔽。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重文政策，他不止一次对大臣们说：“朕每读《老子》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定天下，终须用文德致治。”[3]
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后，亲自安排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有执政大臣进行劝阻，但宋太宗“方欲兴文教，抑武事”，断然拒绝。其后，他下令斥巨资迁址重建三馆，并多次亲临工地监督，赐名为“崇文院”。淳化三年，新建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设宴款待众人，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进一步向武将放出“崇文”信号。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将沿袭己久“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
雍熙北伐失利后，王禹偁上疏批评宋太宗的重文抑武政策，“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或一行可观，一言可采，宠赐之数，动逾千万，不独破十家之产，抑亦起三军之心”，“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要求“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4]。王禹偁的奏疏被宋太宗束之高阁。
宋太宗在位期间，组织编写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三部类书；他还经常吟诗作赋，除亡佚作品外，《全宋诗》仍收宋太宗御制诗18卷；宋太宗颇为喜欢书法，设置了御书院，组织人编辑了10卷本的《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即《淳化阁帖》；宋太宗多次下令搜集医书、医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医学书籍，编纂了《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等。
到宋真宗以后，为营造全社会的“重文”氛围，号召全社会人读书，那篇以名利相诱，大谈特谈读书好处的《劝学文》传说也是出自宋真宗之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屋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取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重文抑武”的政策直接导致文官逐渐侵占武将的职权，甚至战场上的用兵指挥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支配。范仲淹曾说:“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5]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朝堂上，武将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不仅在职权上遭到文臣排挤压抑和排挤，甚至其人格也遭到文臣的讥讽和嘲弄，仁宗时宰相王曾称枢密使张耆为“一赤脚健儿”、狄青被文人们贬唿为“赤枢”，翰林学士欧阳修讥讽枢密使王德用“老衙官何所知”。在对防范和抑制武臣方面，北宋皇帝与大臣们可谓目标一致，宋哲宗时刘挚不无夸耀地说，“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摩，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抑武”是“遗后世者久而不可以改”[6]的法宝。
然而文官侵占武将在战场上的指挥权后造成了北宋军事上的萎靡迁延。以西夏战场为例，王夫之曾有评论，即便如韩琦、范仲淹两位有忧国之情、谋国之志的文臣，由于不熟悉用兵之道，与将士缺乏感情基础，在治军方面存在着“纵之而弛，操之而烦”的烦恼，在与敌交战过程中有存在“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7]的尴尬，北宋政府在耗费大量的兵力、财力之后，最终无法取胜，不得不与西夏议和，以保存体面。
在“重文抑武”风气熏染之下，宋人抛弃了五代“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士人们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科举考试、读书为文之中，文官羞于与武人为伍，更不愿转为军职，即使一些武职出身的文人，也是想方设法地挤入文官队列。北宋时文臣武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臣不愿充任武官，武将更难转为文职。这一特有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时期“尚武”精神的彻底沦落。
以文臣主导军事机构枢密院
北宋“重文抑武”政策表现最为突出的地方还是文臣长期侵占甚至独霸枢密使长贰的职位。枢密院是宋代最高军事机构，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军马等政令，出纳机密命令，其最高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北宋初年，武将任枢密院长官居多，在平叛和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太宗时期，在军事行动上，也多听取枢府武职长贰意见。如赵光义打算征讨北汉时，召问枢密使曹彬，待曹彬同意后，宋太宗才下定决心。雍熙北伐时，宋太宗更是单独与枢密院计议，一天六次召见，而中书省没有参预。宋真宗以后，随着“守内虚外”局面的加剧，枢密院的地位逐渐降低，武将在枢密院中的位置和作用也随之降低。
据学者陈峰研究：北宋时期，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童贯一人属于宦官外，其余文、武出身的长贰官员先后共有203人，呈现出以下的一些特点：[8]
其一，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8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而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其二，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2%。
其三，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的时间约为91年，即单纯从时间上看，文臣主掌枢密院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54.4％。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另外，北宋文官与武臣并任枢密院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07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64%多。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约59年，单纯从时间上看，其主掌枢密院期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35.3％;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为75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44.9%。
其四，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约121年多，其单独任副职期间大约占枢密院存在时间的72.4％；文官另与武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48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88.6％。其中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灭亡（1127）止，文官一直独自连续担任枢密院副职达60年之久。而北宋武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仅有约18年多，其单独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10.7％；北宋武官另与文臣共同任副职27年，与前者相加，合计45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26.9%。
其五，从前列有关数据可知，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到北宋灭亡为止，文官完全掌握枢密院长贰官职，将武官排挤出枢密院，其持续时间达60年之久。另外，在宋英宗治平年间，郭逵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约1年零5个月左右，但郭氏长期镇守地方，实际在枢密院的时间很短。事实上，当时文彦博担任枢密使，陈旭和吕公弼任枢密副使，郭逵以一介武夫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厕身于三位文官大臣之间，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北宋中叶后竟出现文官独掌枢府，武官被清扫出门的结局。
“重文抑武”政策对北宋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弊大于利。就宋太祖时期而言，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铲除藩镇割据隐患、结束武人政权、稳定政局都起到了的积极作用。自宋太宗以后诸帝，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和北宋面临的强大军事压力，不仅不能对已经矫枉过正“重文抑武”政策悬崖勒马、进行适时调整，反而奉为圭臬、愈演愈烈，终成国力不强、武备不修、武功不兴、长期积弱之势，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军事交锋中不能组织有效的进攻和防守，屡战屡败，在金兵的包围下一筹莫展，以致宗庙社稷不保，终成二帝被掳的“靖康奇耻”，给后世留下：北宋的“重文抑武”政策最终导致了“积贫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