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赐名永顺一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四中也有记载：

诏改名汴河上流北门曰宣泽。旧汴河下流水门南曰上善、北曰通津。上流水门南北皆曰大通，故改今名。五丈河下流水门曰善利，而上流水门旧无名，赐名曰永顺。^[7]

永顺水门是东京外城北墙上广济河的上水门无疑。

二
、内城

《宋史》卷八十五记载：

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东二门：北曰望春，南曰丽景。南面三门：中曰朱雀，东曰保康，西曰崇明。西二门：南曰宜秋，北曰阊阖。北三门：中曰景龙，东曰安远，西曰天波。^[1]

上文记载东京内城有城门10座，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是一致的，但《东京梦华录》又补充了两座角门子，该书卷一记载：

东壁其门有三：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河北岸曰旧宋门（丽景门），次曰旧曹门（望春门）。西壁其门有三：从南曰旧郑门（宜秋门），次汴河北岸角门子，次曰梁门（阊阖门）。^[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种史籍记述的东京内城城门，都是陆行门，根本没有提及水门，而这几种史籍在记述东京外城时，则是水陆城门都记，显然体例上有些混乱。后世研北宋东京城的多种专着，大都按《东京梦华录》补充后的12座城门来记述东京内城。笔者认为，汴河穿过内城的上、下水门，金水河进入内城的水门，共3座水门被漏掉了，应该补上并给予命名。汴河进入内城西墙的上水门，即与“汴河北岸角门子”并列的水门，无载无名，我们把它命名为“内城西水门”，以别于外城上的“西水门”，应是比较准确的。汴河流出内城的下水门，即与“汴河南岸角门子”并列的水门，则为“内城东水门”，以别于外城上的“东水门”。金水河进入内城的水门，亦无载无名，但我们据《宋史》卷九十四记载可知，太祖干德三年（965），宋廷（自天波门）导金水河“引贯皇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自天波门决金水河，“历天街东转”；而且《东京梦华录》将《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所记的天波门改为俗称的金水门；总之，天波门与金水河有密切关系，金水河是由天波门处进入内城的无疑。有学者认为天波门就是一座水门^[6]。中原族史学术委员会、开封姓氏学会1994年编印的《中华望族·弘农杨氏》书中,徐伯勇的《杨家将开封史迹考实》一文也如是说。我们首先来弄清天波门到底是一座水门还是陆行门。

《宋史》、《宋会要辑稿》、《东京梦华录》在讲述东京内城时，均未提及水门之事，天波门是按陆行门来介绍的。从实际需要看，内城北墙景龙门以西半个北墙，西墙阊阖门以北半个西墙，即占整个内城四分之一的西北部，只有天波门这一座陆行门。土生土长的开封人袁褧，北宋亡时已到暮年，逃到杭州郊外，靠回忆旧闻写成《枫窗小牍》，在叙述东京内城北墙外的城濠时记载（元人所修的《宋史》卷八十五中照抄了这段文字）：

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垒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1]

有“天波门桥”，而且“桥上人物外自通行”，足可证明天波门是一座陆行门。如果天波门是一座水门，其门外就不可能有跨越城濠的天波门桥了。金水河是一条清水河，进入内城之后主要是为了保证皇宫、官府、寺院和沿岸居民用水，宋廷对其管理非常严格。笔者认为，在陆行门天波门处，必定还有一座只进水，不行船的水门，我们把它命名为“内城北水门”，应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天波门是一座陆行门，向北必与外城金耀门内的东西路相接，而金水河自宋初起就是流向皇城的，北宋末年延福宫建成后，东京皇城已北扩至内城北墙，《东京梦华录》记载这一时期的金水河曰：“从西北水门（咸丰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金水河入外城之后就直接进入延福宫了，因为这一段内城与皇城是同一个北墙。北宋168年的历史，我们不应以最后几年的情况为基准来考证，现在只是拿它来界定内城北水门的位置。金水河在天波门处直接进入延福宫，而天波门又是通市井行人的，说明内城北水门在天波门东侧。

现在我们把缺漏的水门补上，自南墙开始，顺时针方向来数一数东京内城的城门数量。

南墙3门：东为保康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崇明门。

西墙4门：南为宜秋门，次为内城西水门，次为汴河北岸角门子，中为阊阖门。

北墙4门：西为天波门，次为内城北水门，中为景龙门，东为安远门。

东墙4门：中为望春门，次为丽景门，次为内城东水门，南为汴河南岸角门子。

重新考证补充，东京内城的水陆城门数量不是12座，应是1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