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是古代军事战争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春秋时期，秦国骑兵已经成为独立建制的部队。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骑兵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仪在游说诸侯的时候，就常常以骑兵多寡来论国力，说秦国“骑万匹”，燕国“骑六千匹”，魏国“骑五千匹”。

张仪特别强调了“秦骑兵之精，尤为六国所不及，秦国战马探前跌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睡虎地秦简出土的《秦律杂抄》记载了秦国战马的征召标准：“蓦马五尺八寸以上”。

秦国之所以战马精良，一方面与秦族善养马有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秦国疆域北接胡人和匈奴，西有戎狄，独特的地理位置是秦国获取和培育优良马匹的天然优势，也是秦国最早放弃笨拙的车战而率先建立骑兵部队的原因所在。秦国出现骑兵部队是在秦穆公时期，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早了300多年。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推断墓主为秦景公）中也发现了大量殉葬的战马尸骸。

秦公一号大墓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该墓有186具殉人，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中国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公元前6世纪左右）。

吉林大学和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在对秦公一号大墓战马残骸进行线粒体DNA检测后，有了颠覆性的发现。
在秦公大墓中出土的10具战马尸骸中，共提取出7例线粒体DNA样本序列，结果表明：有2个样本序列分布于D世系（欧亚大陆西部特征），1例样本与阿哈尔捷金马序列完全相同,1例与阿哈尔捷金马序列呈母系遗传关系。

阿哈尔捷金马就是我国史书当中记载的汗血宝马，这表明至少在春秋时期，汗血宝马就已经被引入到了我国。而在此前，我们普遍认为，汗血宝马是汉武帝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史记》曾称：“西域之迹，始见张骞；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是张骞出使西域，才发现了大宛国，进而得知其“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于公元前102年出兵数万降服大宛，得汗血宝马数十匹及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余匹。

但秦公一号大墓战马DNA检测结果却改写了这一历史认知，印证了汗血宝马在西汉之前就已经被引入秦国。

那为什么汉朝上下对此一无所知呢？
第一是称呼上的差异。从秦景公到汉武帝，中间相隔近400年，秦国和西汉对产自中亚的汗血宝马称谓并不一定存在某种延续性。

第二是数量。在经历“引种—杂交”后，在数量庞大的地方马种基因的“冲洗”下，纯血统的汗血马很容易消失。

第三是战争。春秋战国和秦末战乱频繁，马匹消耗巨大。战马为保证驯服，都要阉割，引进的和改良后的汗血马也必然是阉割和死于战争。

所以，汉朝初期的战马，依然还是占据数量优势的华夏马种。直到张骞通西域，汉朝才再次得知汗血宝马这种良马，并尝试引进繁育。

再次引入的汗血马，仍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汉朝以后淡出中国。除前面提到的数量太少和战争消耗太大以外，“汗血马”因自身的缺点而造成后人的弃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汗血马虽然速度较快，但是它体形纤细，相对说起来负重能力不强，适用于汉朝轻骑兵，而之后铠甲逐渐加厚加重，士兵骑马作战，身披甲胄、手提兵器，总重相当大，南北朝开始“甲骑具装”的重骑兵更愿意选择粗壮的马匹。
并且由于马具的原因，汗血马不能驾辕，而粗壮的蒙古马则无此劣势，最后几乎所有从中亚、西亚引入的种马都归于消亡。

更适合我们的是蒙古马、河曲马和西南马。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但耐力好、适应力强，生命力顽强，比较适合充当军马。河曲马产于黄河上游青、甘、川黄河盘曲之地，故名河曲马。河曲马性情温顺、持久力强、疲劳恢复快，所以多作役用，单套大车可拉500千克重物，是良好的农用挽马。西南马毛长体健、蹄质坚实，擅于爬山越岭，可驮运货物100千克以上，是西南山区重要的运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