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书法，是.一次性书写的，需要用毛笔书写，对执笔也有严格要求，本文谈谈书法的各种字体：.篆、隶、草、楷、行。
篆书概述
篆书之时代远，而接触之机希，故人以为难，其实难于人门，若途径斯启，则其易有出乎初习时畏葸心理之外。至用笔轻重缓急，跳脱顺逆，变化毫厘之间，而超乎笔墨之外，意会神通，非能口授。归而揣摩，积其日久，闲有一得，会于心而应乎手。
登高必自卑，筑垣坚其基，习甲骨金文先小篆，其理一也。未闻捨卑下而可脐巅顶，基未坚而墙不倾圯，不由小篆以溯其源，而能得甲骨金文之法度。近人初学篆，非曰甲骨，即曰钟鼎石鼓，好高骛远，心颇可嘉，见解实误，试思吾侪生三千年后，文字变化至若干形体，犹之距大河，捨舟揖之徐徐，而欲超跃彼岸，岂可能达，是小篆为甲骨金文之津梁也。古文纵横跌宕，形虽错综，实具法则，其初未尝不由平正而申变化，若捨平正而即错综，未敢以为得。
习篆固须指导，择帖临摹亦占同等重要，盖人手不正确，则流于曲径，终身不拔，皓首难通。许慎说文解字十四卷，部首五百四十部，为读说文之基础，文字之偏旁。说文刻本不 计数，笔画讹误，结体疏劣者亦復不少，而以陈沣手写刻本为第一（渣粤人，字兰甫，精小学，尤善小篆，其说文刻于粤，一字一行本）。写部首为帖，结体准确茂美，则以吴大澂、杨沂孙两家为尚，吴参以钟鼎笔法，方整浑厚，杨圆润秀逸，市间所售，墨本影印，下真迹一等。及得其诘屈之法，则易南唐徐铉所临秦绎山刻石，宋郑文宝刻于陕西西安，又一刻在山东邹县，秦本瘦而鲁本肥。郎邪刻石，气度融浑，惜多剥蚀，初学恐易流于滞拙，绎山虽逊，矩矱尚存，结体可窥，用笔堪寻，及至横平竖直，圆转应手，而后始可上及郎邪。盖绎山者，固其根本，稳其肘腕，而郎邪者，严其体态，培其气韵也。魏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为极好之字范，转折方整，接笔明晰，惟其垂直略尖，应改圆势，恐变本加厉，而易滋流弊矣。
篆书形长，写时摺格长二寸七分，宽一寸七分，据此度消长。字不宜过小（最小如上度），以免日后气势不能舒展。初写篆书，苦不知如何着笔，其实次序与楷书略同，如「口」字先横而后左右（先左右而后横亦可，惟「口」字则必先横），两面垂画不宜过曲。左右斜笔亦当如是，否则软弱。草字中直当与左右笔齐，竹则反是。
人手之初，结构易犯之病凡二，独体字上疏下促则痿痺，合体字左倾右拒则懈弛。纠正之方）紧上松下，左右相顾。匪惟挺拔，气復贯注。转处不可过圆，须知顿错，意到笔留，韵由是生。今所见之钟鼎碑刻，笔画光圆，不露痕迹。盖一器之成，经过四阶段：一、将字阴文正体刻于木石之上，是为范母；二、印于土质，则成阳识反文，是为范；三、鼓铸时，将铜注范中，而成正体阴文；四、入范时，笔画容有未清晰，或鼓铸间为流质所侵没，器成后，必须用刀一一修治刮光。经四次之变革，只存字形，笔意尽矣。碑刻由匠人勾勒上石，转折锋芒都为削去，光洁圆滑，已非本来面目。彝器经二三千年之沉埋，如遇土质咸潟，文字必有残蚀，碑刻因风雨而剥落，景响尤大。吾人习其斑剥者非也，从其光润而无转折者亦非也，然则何居，曰当追想当日写时之着墨，接折之笔迹，则庶几乎。
执笔指宜凌空，管正不倚，下笔中锋，则上下纵横无阻滞，前人所谓鹅掌法，即四指舒昂而不内拳，后人臆解，遂为所惑。康有为薄唇轻言，其广艺舟双揖，阅之徒乱心意，本人亦復言行相违，未尝能躬亲厉行之。起笔毋重，住笔毋尖，回环合抱，体态庄严。小篆之笔柔而劲，金文之笔劲而柔，劲而柔易，柔而劲难。知运乎此，则篆书之能事尽之矣。
小篆既具根柢，始可漫及他体。汉碑篆额，或方整，或瘦劲，多宕逸可喜，惜一额为字无多，而势各殊，可择其笔意相近者临摹之。（中华书局印行之汉碑额，收集虽未完备，可观大略）开母庙碑其字体方，用笔圆浑不易学。魏三字石经小篆可多临摹，以其近于郎邪
诸石刻。吴天玺纪功碑，气势雄奇磅礡，魄力之大，莫可比拟，用笔方削，学之不成，易蹈偏锋，禅国山碑体态雍容，可三致意，汉祀三公山碑，犹存隶意，字体长短任意伸缩，只堪玩味。袁安袁敞两碑，别字既多，气韵復薄，殆晋时所追刻。石鼓为秦刻石，迹近钟鼎，熟
于篆始能箸笔。金文以周器字为最多，大盂鼎行笔方整，气度雄伟，犹存殷商遗矩。毛公鼎浑元，有如楷书中之鲁公。散氏盘文多错范，笔画纠镣，非精于字学，未尝不写误。列国金文，如宋齐梁陈秦楚等，整齐柔和几近小篆，而茂美叹观止矣。秦公毁者，大篆之孙，小篆之祖，虽临千万遍，有利而无弊者也。木刻及石刻钟鼎书籍，决不可据，尤以薛氏钟鼎款识法帖，讹误最多。甲骨为契刻，笔画如百炼钢，今以毛锥写之，实大不易。铁线篆笔画如一，布白务极停匀，重在形体，有转而无折，仅以功力称，不能以韵胜，浮薄而欠沉实，李阳冰城隍庙等是也。
写篆不读篆书，犹童蒙离乎影本而不知着墨，说文为识篆基本书籍，若能写若干通，则会意假借之意，形声离合之法，可以略得旨趣。钟鼎专书尤伙颐，吴大澂恪斋集古录，吴式芬搪古录金文，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每器皆附有释文。字书中以容庚之增订金文编最为矜慎完备（商务印书馆印行）。甲骨文拓本有刘鹗铁云藏龟，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续编、精华，铁云藏龟之余。而王国维戬寿堂殷墟文字，容庚殷契卜辞，郭沫若殷契粹编，及予之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皆附有考释，字书中有罗氏殷墟书契考释，王襄殷契类纂，予之殷墟文字类编，孙海波之甲骨文编，皆为必读之书，识字途径。我国对于一切艺术，首重气韵多读多见以孕育，下笔自有千古，而不流于凡庸。秀韵柔弱，笔墨不辍，犹可挽强，庸俗粗旷，无法救药，谚谓百病可治，惟俗不可医，至哉言乎。
古笔短颖无长锋，长锋不可用，西北出土之汉居延笔可以参证。羊毫太软，紫毫过刚，羊八狼二则刚柔得乎中。锋不宜全开，全开则力难达，最多以八成为度。盖腕运于指，指达于管，管迫于锋，留其二使管与锋有所联系，旋转自如，而免失其控制。初写篆，起笔易露芒角，回锋则圆满，前人剪尖，万不可从，笔意存乎锋，而中锋之主，端赖是也。又有将帛卷如管，齐其未茹墨书之，虽成天然之玉柱体，而笔笔无力，索然寡味，徒具刍形而已。
墨不宜宿，宿则滞笔，墨汁伤笔裹锋，有百弊而无一利。初习篆，纸不可过滑，宣纸有生熟之分，平时两用，熟其性质，以免日后有所偏向。
研池宜大，虽不必端歙，应择质坚细用之。世人好以有文字汉砖作研，凿体伤肤，残贼古物，予所不取，且陶质粗劣，发墨不细，注水易干，胶黏裹锋，难于回旋，谚谓善书不择笔墨研，实为谰言，善事利器，古人岂欺我哉。闻东坡挥毫之先，磨墨盈盘，用时隔以沸汤，故墨厚有光，香气四溢，如汁粗劣，岂能若是。
唐以前彝器出土少，金文风气未开，故无书之者。骑省以善小篆称，厥后则李阳冰，结体多未安，跼促欠大方。乃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何其妄也。宋郭忠恕汗简三卷，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原书十九不传于世，文字奇谲，未尽可据，当为六国以降好奇之士所拟造，阁帖中篆文，同有此弊。宋小明篆，闲见于墓志盖，规矩制度，文字之法，荡然无存。明安国好篆文，尤酷嗜石鼓，聚毕生精力，罗致宋拓至十本，其小篆见所题石鼓甲本，凡数百言，未敢称善也，有清干嘉之际，金石之风盛行，竞相搜集山川所出鼎彝古文，荆莽隐晦之摩巖碑刻，或成专书，或资临摹，邓完白精四体，绝群一时，而不及钟鼎。钱坫小篆，好作阙臂长足之姿。朱为弼张廷济辈，虽能金文，亦不过徒具参差状态，而未甄远古笔法。陈介棋所
藏金石陶瓦，甲于侪僚，鉴别之精，前无古人，钟鼎法则，可窥堂奥。胡澍、吴熙载、杨沂孙篆皆平当，莫友芝稳健大雅，赵之谦剑拔弩张，黄土陵金文小篆，气度雍穆，惜未能舒扬。王瓘横粗直细，阔肩长足，媚气扬溢，篆法荡然矣，吴大澂勖于篆学，钟鼎用笔，略得其秘，惜接折不露痕迹，失之拘縻，丁佛言知其非，而未能尽脱羁绊。罗师振玉峭拔遒劲，渊雅安详，如天马行空，寒谷傲梅，启小篆用笔之方，握甲骨金文不传之钥，郑孝胥晚岁小篆，极见工力，行笔潇洒，流利柔和，能窥骑省之堂奥。吴俊卿以善书石鼓闻，变合文平正之体而高耸其右，点画脱漏，行笔骛磔，石鼓云乎哉，后学振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可胜浩叹。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为自然之梯阶。宁人正轨而平稳，不蹈歧途而险戏，与其博一时流俗之誉，曷若终身无愧于心，此予所以力主摹古而不临今，意在斯也。
隶书概述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匋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恆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匋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
「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按︰下面重点符号是我加上去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我现在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成帝河平元年（前28）、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