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乎？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反，日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韩国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长处，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善颐和园上。

　　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的定期被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激励，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未遂刺客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提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重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的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现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着地更多。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可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国保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希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承受能力之外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矛盾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被针对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它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鸿章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气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国能战之而胜，我何幸甚！我命垂危矣，终为乐见者，乃诸夷归柔顺效忠，毕诚毕敬拜服于龙座。实不幸者，抑郁而言，中国不堪与其平等而事也，我军力不举。此关乎帝国完整，投贵瓷而击鼠辈，岂非蠢乎？

　　让俄罗斯在满洲对抗日本的战略制造了一个竞争状态，这两个大国逐步测试对方。在其坚持不懈的扩张中，俄罗斯抛弃了与其他中国剥夺者之间的默契，以保持各自债权之间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中国主权。

　　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相互竞争要求，导致了为主宰地位而发动战争，结果日本战胜。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甚至可能在满洲的主导权，尽管，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其所得低于胜利允许的可能。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以权力平衡原则为基础，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罕见的概念，这使得日本没能完全抓住满洲，从而保存了亚洲的平衡。在亚洲受阻后，俄罗斯将战略重点返回欧洲，这一个过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