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天朝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盖—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进行了近二十年之久的叛乱。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蹂躏。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加激励（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种药可能入口不痛快，但后效将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这是中国首次在对现代西方势力的战斗中胜利，它至少是暂时地撕碎了中国军事阳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暂时缓阻英国大使的前进。帕默斯顿派遣埃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下令占领首都和“让皇帝讲道理。”作为“大沽口反抗”的报复和象征性展示西方强权，埃尔金下令放火焚烧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宝贵艺术珍品被销毁—这一行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被中国所唾恨。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遇到优势的力量。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聪明和诡计多端的年青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并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