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向，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象其成形。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对中国沿海提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这有些矛盾地被认为是威胁，因为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不与中国协调。

　　从北部和西部，具有扩张性和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试图撬松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作为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在当代中国被视为相当沮丧，一个臭名昭着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而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前进并不断勒索屈辱的条件，天朝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实施管理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作为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建议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而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关于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并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这种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的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利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鉴于几近阳痿的中国军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气景愿之间的对比，保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的后卫防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没有庆功大会，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复和内部斗争所标志，有时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后挺过来。这场斗争使中国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担当，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最终防线。但它保存了中国的理想—作为掌管自己命运的大陆实体国家。有着伟大的纪律和自信，它一直为后来的中国崛起时代敞开大门。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行船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诈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一个中层儒家官吏，他是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超越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魏源1842着《海国图志》，其实质上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重大物质缺陷—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意译）：

　　凡有两法可攻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人和潜在的需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可以给予英国想见压力的国家。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其中汉、唐、和清初管理了具有侵略野心的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刺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敌友互为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