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夏墟”调查开始，历三代考古人在二里头辛勤耕耘，但目前关于夏朝仍有许多困惑，这里整理一下国内外十余位顶级专家关于夏朝、关于二里头的观点，听听专家怎么说。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代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均有提及，但缺乏实物证据，很长时间未得到实证，直到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才开始得到证实，即我们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
夏问题的解决，夏商周断代工程起到很大作用，断代工程旨在解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通过对发掘的夏代遗物和遗迹进行碳十四测年，并结合多学科分析后得出研究结果是：以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而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朱凤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自然是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六十年来对这个遗址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我曾著文（《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谈过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发掘所得到的对中国历史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关系之启示，但只能说是浅见。
那篇文章提到，考古学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其研究对象是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与遗物，它虽与文献史学共同构成历史科学，然而研究角度和侧重点多有不同，自然也不必为文献牵着走。
但在从事已有一定文献记载的历史阶段的考古学（即历史考古学）时，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在遵守各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在严谨考证基础上的相互联系与参照还是不可少的。对于原史考古学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对有悠久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二者更难以截然分开。就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来说，中国人讲夏、讲三代，讲了三千多年，夏已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中国王权国家的开端。自上世纪20至30年代，殷墟发掘证实了商王朝存在后，老一代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很自然地想到：应该以考古学来寻找夏，来看一看夏是否存在。这是一些富有科学精神与民族情感的人文学者很自然的思维过程，也是一个必然要发生且已经发生的学术史经历。对任何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来说，澄清自己民族历史上的迷雾应该都是无可厚非的。
此外，被中外多数对历史文献有深厚功力的学者认为应属西周文献的《尚书》几篇诰命中已讲到“夏”、讲到“汤革夏命”。周初金文与周原甲骨证明周人应在克商前即已有文献记史的传统，有很强的文字记载能力。现在如果将西周文献提到的“夏”也认为是某种杜撰，则我们又会陷到另一种没有确切根据的怀疑论的怪圈中，陷入徐旭生先生所云过分使用默证的思路中。所以，通过考古学来探索夏文化应该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捕风捉影。
将以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为主的对“夏”的研究，叫做“夏文化探索”是很恰当的。既然叫探索就不是简单的“证实”，不是预先设定其必有而用考古材料去拼凑、去套合，而是用考古资料去探寻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已进入早期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希望能揭示其真实面貌。
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已知在前二千纪早中期存在于东亚最大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应该皆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在陶器形制、随葬陶器组合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文化类型差异，不像是商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可能已进入商纪年，而稍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有一个建废弃的过程，至四期偏晚已出现下七垣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遗存，这种情况也见于郑州大师姑城址与新郑望京楼城址等二里头文化遗址，反映出二里头文化与这些文化的密切接触和所受冲击；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正在徐旭生等先生考证过的、较为可信的文献所记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内。综合这些因素，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挂钩，有其相当的根据。
二里头文化迄今未发现确切可靠的文字（能以表达语言、文句的文字符号），不能像商王朝、商文化因有了殷墟甲骨刻辞被证实那样，可以确证为夏，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不轻易言之为夏也无可厚非，严谨治学永远是学者的良心所在。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夏文化考古学的探索“还在路上”：目前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可以与二里头文化宫殿基址相匹配的贵族大墓迄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可以代表一个文化高端水平的金字塔尖顶的东西，我们还没见到。
文字确实是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存在的、反映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字的文明也非绝对没有，如大家所了解的印加文明。此外，我觉得考古学的认知有很强的时段性局限，以周文化而言，多数学者会相信克商以前周人已有文字、有文献，有很强的“文采”（周初铜器天亡簋铭文、西周早期的诗与诰命皆可证明），但现在除少数周原甲骨外，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发掘出来的、克商以前周人的文字材料，但绝不会没有。所以考古学的发现是有时段局限的。其实这也不仅指有文字遗存的发现。
关于夏文化的探索还有一个问题，即“夏”这个名称，究竟是夏人对自己族群或自己所建立的政治实体的自称，还只是同时期其他族群对他们的称呼，也是可以讨论的。“夏”在典籍中被训为“大”、“壮大”，这并不是由音同而产生的“音训”，“夏”有大意，故不排斥“夏人”、“夏”只是其周边族群对这样一个在当时很宏大的族群与其政治共同体的称呼之可能。在文献中，占据中原后的周人也曾自称“夏”，类似的问题都是需要时间来澄清的。
董琦（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八十八年来（从1931年徐中舒先生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算起）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是学术界“多方寻求答案”的历程，也是学术界不断讨论“解决疑问”的历程。
目前就学术界而言，虽然夏代信史说的呼声很高，但我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一家”的成员数量较多，但并不能概括学术界的全部。而在探索夏文化的历程中，夏代信史说也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信史”即“确实可信的历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夏文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此外，发现夏代文字材料对解决夏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再重要，也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邹衡先生所说的“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理应包括夏代文字材料。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研究员）：经过九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对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性了解。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最近一系列研究成果，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
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空间、规模及其对全国的影响力来看，这些现象反映出一个王朝气象。和文献的记载对照，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是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就妨碍对时间、空间、规模、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历史与政治阶段进行考察。所以，我认为二里头时期应该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叫做王国文明的阶段，中国王朝文明的开始。如果你觉得文献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你承认文献记载的时空范围，跟事实有可能比较吻合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指向就是夏王朝。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队供图）
而考古学家的看家本领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根据遗存、遗迹存在的时间、空间、规模和性质来判断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与历史文献和古代传说相结合，进而探讨它是否为其中记载的族群或者王朝，这是十分严谨且符合科学规范的。
我们相信随着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同时期遗址在各地被发掘，夏王朝及其时代的面貌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栾丰实（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系教授）：中国古史当中有一个夏朝，这在中国学者的认识中好像没有疑问。对此表示怀疑的是一部分国外学者，他们不太理解中国学者对早期文献记载的态度。因为一些西方学者从事考古学研究，多数没有文献可以对照，因而他们不习惯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所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出来之后，不少国外学者首先表示怀疑。当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持不同意见。持有不同意见并不见得就是否认有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而是对断代得出的具体年代有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夏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曾经存在过的。
虽然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但由于夏朝没有能够留下来当代的文献，所以能不能从考古学上找到这个夏朝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如果将来挖出夏朝的文字，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即使挖不出夏朝文字，因为在《史记》等早期文献中，对夏朝的地望、年代甚至夏王朝诸王世系的记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详细。当然，我们也认为这些文献是后人追溯中国早期历史时提到的，从大的范围来讲也可以归到传说的范畴，但它比之前的五帝，甚至更早的三皇要可靠得多。当年徐旭生先生做“夏墟”调查，就是从文献记载入手，之后就在豫西的洛阳一带发现了二里头等重要遗址。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二里头队供图）
所以我想，即使挖不出夏朝的第一手文字材料，但与文献记载的夏朝相关联的考古工作做多了，把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晋陕豫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搞得更为清楚，应该会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结果，当然这需要时间来持续开展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
王立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首先，我认为夏王朝是正史记载，不是传说，它和传说有重要区别。正史记载的商王朝最先被殷墟甲骨证实的时候，王国维由衷地感慨：“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我相信正史的记载和口耳相传的传说不一样；再者，夏朝不仅在《史记》这样的正史中有载，一些史迹在《尚书》《国语》《左传》这些先秦文献中也有记录，如《国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其中伊洛地区就和夏的地望有关，即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证据的吻合，很可能二里头就是夏代的文化，而且就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这是大多数人都相信的，因为这不止一方面的证据。即使有疑古倾向的学者也几乎无人怀疑《尚书•甘誓》的可靠性。所以，夏不是传说。
说二里头不是夏朝的遗存，而可能是早商的遗存，最主要的依据是目前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测年被整体下拉。我觉得是目前采用的拟合方法有问题，对年代的拟合，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和综合判断。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被下拉，二里岗文化的年代基本未动，势必导致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相并行，如果是真并行，二者必然会有很多因素是互见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中见到的商系因素，搞考古的一眼就能看出是来自下七垣文化的，也就是先商阶段的，而非来自二里岗文化早期。这与近年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恰恰是矛盾的。所以，我更相信从考古遗存比较所得到的认识，而不大相信目前的测年结果。
我觉得离开了文献的记载，现有的考古材料无法独立地解释夏的问题，我始终相信多元史料观，即研究史学问题需要多元史料，将甲骨、金文、传世文献、考古材料，甚至人类学方面的证据都结合起来，在跟着问题走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都要合理的利用，考古学是一门有“天生”局限性的学科，甚至说它能独立地建构起一个古史体系，那是不可能的。李维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参见本专题李维明先生访谈《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那个字是不是“夏”我认为倒不重要，关键是那个卜骨出在二里头二期的灰坑里，而且那是卜骨，且上面有和甲骨文一个系统的文字，就足以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文字，而且已经有了占卜刻辞的习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有文字的话，比二里头更早的陶寺遗址出土有大家公认的朱书陶文，是公认的文字，至于它念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它是文字，和甲骨文一个系统，这才是最重要的。
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H3403:13（陶寺考古队供图）
另外，我认为夏商分界在二里头四期偏早和偏晚阶段之间，即偃师商城最初的始建年代，大灰沟的最下层，相当于郑州地区南关外下层的这么一个阶段，它比二里岗下层要早。我认为这一阶段的遗存是由夏到商的一个过渡性遗存——夏文化在逐渐解体而商文化在逐渐地形成。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和岳石文化的西进，导致郑州地区最先发生变化，多出了这二类遗存，它们和郑州当地的二里头文化混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系列过渡期的遗存，而且这些过渡性遗存继续向西推进，到达偃师一带，这个证据链是非常清楚的。
下七垣文化南下路线示意图（王立新先生制图）
A、B、C、D分别代表漳河型、辉卫型、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下七垣文化的南下除了漳河型沿着邯郸、濮阳、杞县这一路线到豫东然后西进之外，我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辉卫型的南下，辉卫型在河南北部，它直接到达郑州，形成了南关外下层遗存，而这类遗存在郑州短暂停留之后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直接南下到达盘龙城，等于说商势力在最初形成时有分工：一部分人西进占领夏都；一部分继续南下去控制夏人曾到达过的地方，控制铜矿资源。
夏人为了稳定“边疆”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在二里头文化的边缘地区往往是有围壕甚至是有城的，如二里头遗址西北边的东下冯遗址，在商城下面叠压的是二里头时期的环壕聚落；它东面的郑州大师姑遗址有围壕，相距不远的东赵遗址是有城址的；往南的平顶山蒲城店遗址也有城址，再往南的驻马店杨庄遗址是环壕聚落，且设有防御设施。在当时，往往在靠边缘的地区有这些防御措施。
刘莉（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夏王朝是否存在最初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寄托于考古学。考古学是研究物质文化遗存，保留在地下的物质遗存往往具有偶然性，能够发掘出来的遗存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考古学家能够回答的历史问题或能够复原的历史事件是有限的，对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时期，更是如此。古代文献中历史事件的记述有其形成的复杂过程，需要由历史学家进行剖析。如果将文献内容不加分析地与考古资料简单对应，得出的结论难免有问题。
另外，考古学本身对于地下遗存的分析和解释都具有局限性，还处在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中。二里头遗址发掘了60年，但对其历史归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正是反映了目前的考古学资料和研究还无法解决夏王朝与考古学遗存相对应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夏代很可能存在，但如果过分强调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朝代对应的重要性，花费大量精力去争论这个问题，就不能发挥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长处去探索更重要的课题。
目前，中外学者很少有人怀疑二里头文化代表一个国家级的政治体系，但是我们对这一政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缺乏认识。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则大有作为。考古学对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有自身的研究方法，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来也在探索文明起源、国家产生、城市化等问题。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考古学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要根据物质文化遗存的特性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和行为。没有必要每发掘一个遗址就急于与文献中的某个地名或族群对应。
徐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夏王朝的追寻，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固然，以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遗址的田野发现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里头遗址，“标志性”现象，如宫殿建筑、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管控能力的青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镶嵌器物，层出不穷，但是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具有一锤定音价值的决定性材料。因此，夏考古学的再度热门也直接反映了当下社会和时代对自身历史定位的格外关注和殷望。
考古学理当在寻找夏王朝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很难说考古学可以“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没有提供直截了当的“证据”，而是可供阐释的“物质”。考古学对物质的阐释之道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和重建对书写文本和口承文本的阐释。
二里头六十年发掘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的价值其实超出仅仅证明夏的存在。这里实际上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文明研究的最好的样本之一。它令我们反思，文字是否是决定性证据，如果没有文字，考古学文化是否足以展示文明的发展高度？在讨论遗迹现象和实物遗存时，我们很长时间是奉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1892～1957，澳裔英籍考古学家。——编者注）的城市革命标准（在《城市革命》这篇文章中，柴尔德提出界定城市的十条依据。——编者注）为圭臬的，但是，二里头有相符之处，也有缺失之处，那么柴尔德标准是否适用？还是，我们之前对柴尔德的理解是机械的和错误的？二里头毫无疑问已经具备了国家气象，但是，这个国家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我们耳熟能详，自秦一直延续到清的国家形态呢？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样子？因此，未来的二里头发掘和研究将超出狭隘地证实夏的存在与否，而更加密切地着眼于从考古学层面上阐释文明和城市的生成。这不仅有助于疏清甚至改写国家文明的兴起过程，也有助于建立起独具价值，而不仅仅是文献注脚的历史考古学。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对于夏的问题，我认为是值得去探索的，学术界确实有义务、有责任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应该急于去得出结论。如夏王朝到底在哪，对应的是哪些遗存，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在探索当中去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至于文字对于探索夏王朝的作用我认为很关键的，它当然不是充要条件，但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代史学对夏王朝或者夏文化的探索，在近10年来似乎再一次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甚至已经由夏代真实样态讨论，引申至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深层问题。
具体到中国上古史，一方面，虽然百余年来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这样的大发现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但从整体上看，仍未能达到替代以东周至秦汉的历史著述编年与框架的地步；另一方面，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具体到夏时期的研究，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一些爱好者觉得的“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更不是“伪问题”。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对早于殷墟阶段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族群综合研究的总体性探索，是先秦史学科必须面对的研究课题，甚至也是全球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东方世界王权兴起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虽然都期待同时期文字的出现，但其实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提示我们，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之前，就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问题是，夏时期文字的载体、主要记录内容和对象，却不一定与殷墟甲骨文及晚商西周的金文并不一样。也就是说，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是否在记录“夏”。同样，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在现有材料框架下，以修建是否带有墓道的墓葬，作为组织掌控人力、区分社会等级的方式，是殷墟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似乎是商代晚期礼制构建和等级区分的一系列新尝试之一，可视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变革现象，而非传承有序的制度或传统。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后可能有两件事情是最为重要的：其一，是大规模的筑城高潮开始出现并确定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数个早期国家城市网络核心区；其二，则是铜器出现、技术定型与生产水平的提高。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起步，背后是中原地区稳定、发达的多元农业经济作为支撑。物质文化的巨变，是当时社会巨变的缩影。这个时代，既突破了此前更小地域的部族社会共同体样态，也与之后的“二里岗帝国”时代有所不同，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种社会阶段的独特性，学术界是广泛认可的。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二里头队供图）
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作为具有较强辐射力的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新的有异于之前之后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称之为“夏时期”甚至于“夏王朝”是可行的。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在部族社会之后，商王朝之前，存在一个被周代人称为“夏”的历史新阶段，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不应以小概率的文字、王陵、都城的性质确定与否，来无视大概率的社会历史发展变革。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二里头考古60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文化史的重建，最关键的文化分期、年代框架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然二里头的重要性也是在前半期有初步认识的，如王都的性质、国家的性质等；后半期，尤其是后二十年的研究特别集中于对聚落形态的探索上，对二里头有着清晰的了解，特别是对二里头的布局，二里头的宫城所在，二里头宫城和二里头大型聚落的关系等有一系列的发现，就像许宏先生总结的一样，它有很多的第一（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此外，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群和礼兵器群，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大量珍贵遗物。——编者按），以聚落形态和多学科合作为代表的第二期，让我们对二里头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我们对二里头族群、早期国家等方面有一个大致轮廓的认识，但我觉得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才刚开始，相比于更早的遗址比如安阳殷墟，二里头的研究还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
相信二十年后，我们再来开二里头八十年学术研讨会的话，很多问题会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因为现在知道的很多问题还都是轮廓性的，包括我们对它的定名——二里头夏都遗址，当然根据文献和目前的考古发现把它定为“夏都”是更合适的，但它究竟是不是像现在厘定的这样，我想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材料积累，到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会有着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