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与世界观察》2014年春季号
崛起国周边对崛起国与守成国所具有的非常不同的战略意义，使得中美两国都格外重视中国周边，这一地区成了两国竞争比较集中的区域。从崛起国的角度来看，在崛起过程中由于还没有成为全球性大国，所处的周边地区就成了重要战略依托。历史上某些崛起国为了实现崛起，有时甚至不惜用战争手段对周边国家动用武力，以此建立所谓的周边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中国再三明确表示反对采取战争手段实现崛起，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像历史上某些大国崛起那样，为了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而轻易付诸战争手段。与此同时，历史经验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维护都要求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更加重视经营周边。对于守成国而言，当看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并可能威胁到自身霸权时，第一反应就是从周边入手进行围堵。这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拜莱斯女士以此逻辑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所指出的那样,
“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存在，它本能的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1。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仍然是要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避免具有相当规模的挑战国再次出现，在对华战略判断与定位上逐渐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到了奥巴马政府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权势的相对下降，美国显示出对华战略判断由潜在的对手转向定位为现实的对手，这是近几年美国积极布局中国周边的根本动因。在外交战略上就是美国最近几年高调推出的所谓“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夏威夷借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重返亚洲”战略。在2012年6月3日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会上，美国时任国防防长帕内塔明确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在军事层面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一系列外交实质是重申其重返亚洲的战略不变。
对于周边国家，虽然中国反复强调致力于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但是周边某些国家似乎没有体会到这种善意，反而因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产生更多的疑虑，担心成为强大中国的附庸或牺牲品。他们试图拉拢美国来制衡中国，已经给中国制造了很大的战略困扰。这背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与领国、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国家对崛起国的崛起有更加切实的感知有关。除了结构性制约因素外，在制定中国周边战略时我们需要弄清楚这种感知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更多是邻国误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还更多是中国在对周边国家的政策上仍然有需要优化甚至检讨之处？
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也有诸多需要检讨之处。尽管我们长期强调中国外交“周边是首要”，但实际上冷战后我们长期更为重视大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在周边外交上除了重视与俄罗斯、日本外，实际上的重视程度与其在中国外交中的“首要”地位并不相称。近年来，美国巩固日韩同盟，同时放低姿态与中国周边国家如缅甸等国提升关系，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很大的压力，也迫使中国反思周边外交与周边战略。对此，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的元首外交都放在了非洲、拉丁美洲，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缺乏”。郑教授进一步指出，“美国重返亚洲，提醒中国在亚洲要着重于周边关系，从战略意义与商业利益两方面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多边关系”1。时殷弘教授在反思中国外交时也指出，“我们过去若干年，外交上我个人认为有一个重要失误，就是我们只讲中美关系重中之重，我们忘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是只有这一个重中之重，中美关系重中之重，但在战略领域，在外交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复杂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关系”2。2013年10月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可谓是一个积极信号，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周边外交工作中。
在周边外交上，要突出重点领域、加强对重点问题的集中攻关。中国要强化周边外交战略攸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观念，在具体外交运作上应把外交重点从普遍重视第三世界的同时加强对周边地区的更为重视，把对全球事务普遍参与的同时加强对周边事务的更多参与。中国的周边外交做好了，美国介入中国周边事务以此围堵中国的切入点就会减少，干扰中美关系的因素就会减少，这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作为中美两国，如能成功构建起良性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不仅中国周边地区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以及大国关系历史上也能首次真正从实践意义上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周边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关注”，以及中美竞争的主要场所不仅是中美关系中需要格外慎重处理的区域，如果处理的好，也可以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