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是唐朝中后期中央禁军的主力,原为西北的戍边军队,后进入京师成为唐王朝的最重要禁军,负责保卫京师和戍卫宫廷以及行征伐事,为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唐朝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从唐德宗开始,神策军的领导权被握在宦官手中。
公元779年,对于唐朝来说意义重大,曾经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大英雄唐代宗李豫去世了,谥号睿文孝武皇帝。紧接着,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今后晚唐的历史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说,皇位刚到手的德宗,其实,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河朔三镇是被招降的,所以,埋下了不少隐患;而战争中,为了对付叛军而设立的节度使,带来了藩镇割据……加之,多年争战,导致农田荒废,水利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继位之初,政治上他以强明自任,亲贤臣,远小人,选用杨炎为相;外交上,罢免四方朝贡,新朝之味浓厚;经济上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使得百姓的压力小了,国内经济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象。看起来,德宗做的都符合“明君”二字,但是,后世对他的风评却并不太好。
在我国史学界,一致将唐德宗视为“昏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他犯了和唐玄宗等君主类似的毛病——执政生涯虎头蛇尾。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来我们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反而一步步将最初的美好击碎,暴露出了人性中最丑陋的真实。唐德宗执政中后期,逐渐犯下了诸多影响唐王朝历史的错误,例如:姑息藩镇、猜忌忠臣、重用宦官、贪财聚敛等。
在《新唐书》中,甚至,有这么一段描述,说:唐德宗“猜忌刻薄,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我们可以看到,唐德宗执政后期的行为和理念,与他继位最初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先说说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可以看出,德宗非常明白藩镇割据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性。领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有了土地叛军势力才有存活的土壤,而想根治他们则会难上加难。德宗确实致力于打压藩镇割据,但是,无奈事与愿违,或许是政治决策上的问题,或许是前朝留下的隐患太大,或许是唐王朝在战争中损失了元气等,这些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恢复。
总之,事情的结果遭到了藩镇势力的激烈反弹,连德宗本人都被迫出逃奉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奉天之难”。“奉天之难”后,德宗似乎泄气了,失去了往日重振李唐江山的雄心壮志,反而,采取了姑息藩镇的政策。其实,原先的打压已经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途放弃却使它们死灰复燃起来,使得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而开头,我们所提过的隐患“河朔三镇”,此时更是成了一块踢不得的铁板。由此可见,做事专一,坚持不懈的重要性,但是,此时说这些已经没有用,错误已然酿成。即使如此,德宗还是不能被称为“昏君”,毕竟,“姑息藩镇”这一点,还是带有一些不得已的因素。
但是,德宗接下来由于自身问题所犯的一切错误,才是唐朝由盛转衰,且再难兴起的根源。
他不仅恢复了四方的朝贡,还经常派宦官直接向各地方州县公开索取贡品,称之为“宣索”。那么,地方官上哪来钱呢?自然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更多的还是从百姓身上压榨,甚至,以此为借口欺压百姓,使得本来生活状况稍有好转的百姓,又一次掉入了火坑。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唐德宗不仅自己贪财,设有两大私库,还甚至默许官员们贪财。上如此,下自歪,在这种风气下,国家官吏们贪污成风,使得唐德宗执政后期民生凋敝。前面提到过,唐德宗之前是亲贤臣而远小人的,而执政后期的他,却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猜忌忠臣,重用宦官。
因为,他在奉天逃亡过程中,陪伴他的只有谄媚的宦官,这便使得变乱结束后,他亲近起宦官来,认为:他们比朝臣更为可靠,甚至,将神策军都交到了他们手中,德宗在神策军中设立左右护军中尉,让窦文场和霍仙鸣两名宦官充任,共同统领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唐朝廷的固定制度,一直到唐朝灭亡,这一决定是唐德宗执政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不仅致使宦官们直接拥有了兵权,还导致李唐王朝后期宦官专权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的专横。
这些宦官们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甚至,连皇帝都得退让三分。唐德宗之后,宦官专政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可以说害了唐朝后世的几代皇帝。
唐德宗李适,在位27年,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却没能塑造辉煌,最后,竟落得“昏君”一名。如此下场,令人唏嘘。这份悲剧其实是必然的,从他的性格上就能窥见一斑。太容易放弃、太容易被一时困难打败斗志,乃至性情大变。太容易被甜言蜜语所迷惑的人,注定难以走得长远……铸成了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