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被称为奇案是因为此案，一是历时时间之长，达三年零四个月；二是案情扑朔迷离，百转千回；三是案件牵连之广，历经县、府、臬司、巡抚、刑部等衙门七审七决，才引起当时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过问；四是涉案人员之多，据说有一百多位官员受到牵连。而且有种说法，慈禧太后借此案件打击了一批湘军出身的官员，遏制了曾国藩的势力。真是这样吗？

杨乃武

杨乃武出身于当时余杭县城内一个小康家庭，家里排行第二，故人们也称他为“杨二先生”。杨家世代以种桑养蚕为业，其父过世较早，杨乃武从小勤奋好学，二十多岁就考取了秀才。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八月，杨乃武参加杭州省城的乡试，考取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他是当年余杭县唯一一名考中的举人。

杨乃武性格耿直，为人热心肠，平时遇到地方上的不平之事他总是爱出头打抱不平，常将官绅勾结欺压平民百姓的事情编成歌谣广为宣传。曾经在余杭县衙照壁上贴了一副讽刺贪官污吏的对联：“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为百姓说话，杨乃武得罪官府已久，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往下的所有贪官污吏都对他是恨之入骨。

小白菜

小白菜名毕秀姑，天生丽质，容貌较好，平时喜欢穿绿色外褂，系白色围裙，故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白菜”。小白菜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早亡，家境贫寒，既无叔伯，也无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八岁时，母亲改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称“喻王氏”。

母亲喻王氏带小白菜一同住在余杭县城的喻家。喻家的邻居叫葛品连，原是余杭县仓前镇对岸葛家村人。葛家原来开豆腐店为生，葛品连的父亲病故后豆腐店也不开了，母亲改嫁给了在余杭县城做木工的沈体仁，改称“沈喻氏”。葛品连也在继父的推荐下在县城一家很有规模的豆腐店当帮工。

案子背景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沈喻氏托人做媒，为儿子葛品连娶小白菜为妻。由于沈家和喻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结婚后的葛品连和小白菜就打算到外面另租房子住。恰好当时杨乃武家新盖三间楼房，而沈体仁就是盖房的监工，知道杨家有多余的空房供出租，就与妻子沈喻氏商量后以每月八百文租金向杨乃武租了一间房给葛品连夫妇居住。

葛品连由于每天半夜就要起来做豆腐，所以经常就夜宿在豆腐作坊，不经常回家。杨乃武与其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见小白菜聪明伶俐，都很喜欢她。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识字，杨乃武也教小白菜念佛经。大杨詹氏经常叫小白菜到杨家与她们同桌进餐，吃饭时小白菜与大杨詹氏、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等围桌而坐，像一家人一样。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九月初八，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一些市井无赖便制造谣言：“羊（杨乃武）吃白菜（毕秀姑）”。谣言传到了葛品连的耳朵里，他就与母亲商议后，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闰六月搬出了在杨家租住的房屋，搬到了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居住。小白菜搬出杨家后，杨乃武从未去过葛家，小白菜也没有再去过杨家。

基本案情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初九那天，在豆腐店帮工的葛品连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就请假回家。途中多次呕吐，又因早上没吃早饭，便在糕店里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又呕吐不止。

小白菜将葛品连扶到楼上，脱衣卧床，仍见其连连呕吐，大叫发冷。询问病情，葛品连说他连日来体弱气虚，可能是流火病（就是现在常见的风热感冒）复发，补补身子就好了。于是让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小白菜将这种补药给葛品连服下，然而病情并未见好转，反而口吐白沫更为严重。

葛品连的继父喻敬天回家后，又请来了医生诊治也未见效，葛品连挨到十月初十下午时便气绝身亡。在葛品连死后的次日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然流出了淡血水。其母沈喻氏见到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身亡，便与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身亡。如果不是就入殓出殡，如果是则要求官府查明原因，抓住凶手为葛品连报仇。

先入为主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一早，在地保王林的陪同下，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交了请求验尸的呈词。知县刘锡彤接下了呈词，人命关天，他随即打轿带领仵作沈祥及门丁（仵作助理）沈彩泉去现场勘验。

此时有一个乡绅是个秀才叫陈竹山，懂得一些医道，经常出入官府，恰好来县衙为刘锡彤诊病。他与杨乃武素来不和，听说葛品连死因不明，又有家属到县衙上告，就将坊间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风流传闻，添油加醋的向知县刘锡彤讲了一遍。并且他认为如今葛品连身死不明，邻居都说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毒死的。刘锡彤听后，立即派人到坊间调查，果然有杨乃武与小白菜私通合谋毒死葛品连的传闻。

到了葛家停尸现场，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呈淡青色，其口、鼻均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这种症状与《洗冤录》记载的砒霜中毒的症状“牙根青黑并七窍迸血，遍身皆起小泡”并不相符，但用银针刺喉又呈现青黑色，擦之不去，又像是砒霜中毒。

仵作沈祥认为葛品连可能是生鸦片中毒致死，但门丁沈彩泉却认为生鸦片中毒的都是自杀，不太可能，肯定是砒霜中毒而死。两人还为此争吵起来，都忙于争吵竟然忘了应该用肥皂水多次擦洗银针的流程。最后沈祥就含糊的报称葛品连是服毒身亡。

知县刘锡彤本来就对杨乃武恨之入骨，加上陈竹山传的绯闻和衙役在坊间的调查，他就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这就是一起奸夫淫妇毒死丈夫的案件。最后再有仵作的现场勘验，刘锡彤就肯定地下结论这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因奸情合谋毒死葛品连的案件，现在就差两人的口供就可以结案了。

刑讯逼供

有了仵作的验尸报告，知县刘锡彤就将小白菜带回衙门严刑审问。据当年上海《申报》的跟踪报道，小白菜除了受到拶刑夹指外，还惨遭“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的酷刑。小白菜熬不过，只好按照刘锡彤的授意做了她与杨乃武因奸情合谋毒死亲夫葛品连的假口供。

得到小白菜的口供后，刘锡彤立即传讯杨乃武。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按照当时清朝律法，不能对其用刑，这样就不能拿到可以给杨乃武定案的口供。于是刘锡彤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举人的身份。

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濬向朝廷申请，但没等上面批文下达，刘锡彤在第二次审问时就对杨乃武动了刑。一连审问数次，杨乃武坚决不承认与小白菜有奸情。刘锡彤又提审小白菜，小白菜畏惧酷刑，只得按照前面说的供述。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于是将验尸审讯各详情上报杭州知府。

随着刘锡彤将案件上交杭州知府，该案初审结束，开始进入二审。与此同时，革去杨乃武举人的批文已经下达。杭州知府陈鲁乃军功出身，向来轻视文人又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的包揽讼词之人，故此案一到杭州府，陈鲁就对杨乃武进行严刑拷打，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吊天平架等连续几次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杨乃武熬刑不过，虽明知自己十分清白此时也只能被逼做了他与小白菜因奸情合谋毒死葛品连的供述。

心灰意冷

当杭州知府陈鲁追问砒霜的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他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返回余杭县时，在早已熟识的仓前镇钱记“爱仁堂”药铺“钱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陈鲁得到这一口供，认为案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一月初六，陈鲁以“谋夫夺妇”罪定案，以谋杀亲夫罪判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罪判处杨乃武斩立决，并上报浙江按察使。浙江臬司蒯贺荪接到案件后，觉得案子有可疑，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

在科举时代，中举的士子以后是可以考中进士而进入仕途，前途无量的。蒯贺荪不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了一个普通的女子抛弃前程，甚至赔上性命。于是他组织了两次审讯，杨乃武与小白菜经过县、府两级的多次酷刑折磨，此时早已心灰意冷，不想再翻案，均作了前面一样的供述。

蒯贺荪又找来初审的知县刘锡彤和二审的知府陈鲁询问审判经过，看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发生过，刘锡彤和陈鲁皆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情。臬司蒯贺荪见是如此，也就放心了，就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二审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濬。在巡抚衙门审讯时，杨乃武与小白菜同样心灰意冷，知道难以翻案，所以同样按照前面的供述依样画供。

等待死刑

尽管如此，巡抚杨昌濬为了把案子办得扎实，他又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县微服私访。谁知他用人不当，郑锡滜到了余杭县后并未认真密查暗访，而是住进了县衙由刘锡彤盛宴招待，还接受了刘锡彤的重金贿赂。

郑锡滜根本就没去仓前镇密访“爱仁堂”药铺的具体情况，只是通过陈竹山找来了该药铺老板“钱宝生”（实名钱坦），“钱宝生”因陈竹山对他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承认卖过砒霜给杨乃武。郑锡滜回到杭州后，向巡抚杨昌濬禀报了该案确实没有冤情也没有滥用职权，杨昌濬信以为真，认为所判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确实没有问题。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根据审讯和暗访的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证据确凿，维持县、府、臬司原判，上报朝廷。

清朝的审级制度分为四级，即县、府、臬司、巡抚或总督。按照清朝制度，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巡抚或总督）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到了此时，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成铁案，只要刑部回文一到，杨乃武和小白菜就要立即执行死刑。

一波三折

在等待死刑期间，杨乃武在姐姐杨淑英的强烈劝说下，在狱中写了关于自己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小杨詹氏詹彩凤（大杨詹氏的妹妹，杨乃武的第三任妻子）向杭州城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官员的重视。

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案子平反没有希望了，只有杨淑英不死心，她入狱探监时与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第一次告御状以失败告终，但是得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资助。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七月，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和妻子詹彩凤等家属再次上京告状。她们按照胡雪岩提供的浙江籍京官夏同善（翰林院编修兼刑部侍郎）的信息，找到了夏同善，并在其指点下遍访了三十多位浙江籍的在京官员，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提交了冤案的状子。

夏同善又与时任刑部右侍郎的大学士翁同龢商量，由翁同龢把该案内情面陈两宫皇太后，于是慈禧太后下旨要刑部令饬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必实事求是。杨昌濬接旨后，将此案委派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

这次审案并未用刑，所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推翻了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当时的上海《申报》一直对该案做跟踪报道，也发表了不少评论，此案已经轰动了江南，这次的报道一发表，社会哗然。审来审去，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坚持他们是被冤枉的。正在难以判决之时，恰逢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此案就一拖再拖无法结案，这就引起社会上的种种猜测。

在刑部给事中王书瑞的奏请下，朝廷钦命浙江学政胡瑞澜（礼部侍郎）就近复审该案。胡瑞澜作为钦差连夜对杨乃武和小白菜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最后杨乃武的双腿竟然被酷刑夹断，小白菜也惨遭十指拶脱，二人最终受刑不过，又被迫按照原来有罪的供述画供。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月初三，钦差胡瑞澜结案，上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定罪”。至此，杨乃武知道自己生而无望了，于是在狱中作对联自勉：“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这里面有对自己遭遇的无奈，也有对胡瑞澜的讽刺。

沉冤得雪

胡瑞澜维持浙江省四级审讯原判的结案报告呈递后，上海《申报》立即予以报道，引起朝野上下议论，舆论哗然。浙江地方上的举人、生员以及杨乃武的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三十多人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经县、府、臬司、督抚、钦差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骗朝廷，强烈要求将犯人提审到京城彻底审讯，昭示天下。

同时，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也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说明此案调查中的许多可疑之处，他们一致请求由刑部直接审理。而翁同龢、夏同善、张家骧等皇帝近臣也一再在两宫皇太后面前为此案说话，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整个清朝浙江省的状元及进士人数都排在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认为只有提京彻底审讯，才能澄清真相。

基于以上原因，慈禧太后下令要求刑部亲自彻查此案。在提审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知县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亡的结论值得怀疑，于是请旨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京城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十二月初九，刑部尚书桑春荣率领刑部堂官六人、司官六人、仵作、差役四十多人，以及全部人犯证人都到北京的海会寺开棺验尸。这次公开验尸的鉴定结论是葛品连属于无毒因病致死。

由此可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确实是冤枉的，他俩以前所做的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均属虚假。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二月十六，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平反谕旨：“本案主犯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俱无罪开释。但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对于涉案的刘锡彤、陈鲁、蒯贺荪（已死）、龚嘉俊、许嘉德、陈宝善及胡瑞澜、杨昌濬等有罪官员，判处流刑、革职、查办等。这个延续三年多的晚清冤案终于沉冤得雪。

问题澄清

此案发生后的一百多年来，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毕秀姑）一案的故事在江南一带流传甚广。根据他们的故事改编的小说、评书、戏剧和影视作品有很多，虽然将该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但不免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所以有几个问题澄清如下：

一是葛品连的死因。

根据葛品连的症状和医药情况，我们以现代医学分析，葛品连当时患的应该是风热感冒，解决办法并不难，只要吃点清淡的蔬菜、水果，消去内火，即可治愈。而桂圆和东洋参都是上火的大补之物，身体虚弱的人风热感冒发作时还服用它们，那无疑是自杀。所以这也是葛品连不懂医理，胡乱吃药，而当地医疗条件差造成的悲剧。

二是所谓的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其子刘子翰奸污小白菜，毒死其夫葛品连而嫁祸给杨乃武来达到保护儿子、公报私仇的目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此事。

根据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刘锡彤亲供》中的记载，刘锡彤字翰臣，长子名潮字海升，曾经确实和自己在任所居住。同治十二年九月刘锡彤再次回到余杭县任职，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十月。那时刘锡彤的长子早就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初七由余杭县回到老家直隶天津府盐山县去了，当时余杭市集居民都看到了。

况且刘锡彤并无一个叫刘子翰的儿子，他的下属中也没有刘子翰这样的人。所以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确实与刘锡彤的儿子无关。但是刘锡彤利用葛品连之死捏造事实，冤枉杨乃武来达到公报私仇的目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钱宝生就是钱坦吗？

钱宝生在当时的仓前镇根本就没有此人，只是在杨乃武遭到刑讯逼供时随意顺口编造的一个人名。刘锡彤派人到仓前镇把钱记“爱仁堂”钱老板找来，钱老板说他叫钱坦，他的药铺没有叫钱宝生，而且他与杨乃武、小白菜素不相识，他的药铺也是小药铺，从不卖砒霜，这都是有账可查的。

刘锡彤不管钱坦说的这些，为了致杨乃武于死地，他威逼利诱钱坦承认他就是钱宝生，并承认曾经卖过砒霜给杨乃武。钱坦为了能早日回家做生意，就被迫答应了刘锡彤的要求，谁知该案一再反复，钱坦无法摆脱干系，一直被关于狱中，最后冤死（当时许多人认为他是被杀人灭口）。

杨乃武觉得钱坦虽然做了伪证，但都是因为他被牵入此案，最后冤死狱中，故心中对钱坦一直怀有歉意。杨乃武出狱后一直做蚕桑生意，每当途径仓前镇时都要去钱家看望，并为钱家“爱仁堂”药铺写了一副对联：

名场利场，即是戏场，做得出满天富责；

寒药热药，无非良药，医不尽遍地炎凉。

四是涉案有罪被革职查办的官员究竟有多少？

在很多戏曲和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都说此案的涉案官员有三百多人，有罪被革职查办、摘去顶戴花翎的有一百多人，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二月刑部定案奏折及谕旨，仅有十名涉案的有罪官员受到革职查办。其中蒯贺荪在结案前已经亡故，实际上受到处罚的只有九名官员。

五是慈禧太后借此案打击湘军出身的官员，遏制曾国藩的势力。

有种说法是在晚清张汶祥刺马案中慈禧太后吃了亏，去调查曾国藩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是湘军暗中策划。这次正好借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打击湘军势力，巩固满清统治，这个纯属阴谋论说法。因为出身湘军的杨昌濬被革职后不久就复官了，还被擢升为闽浙总督，从一名革职罪官一跃成为封疆大吏，这完全看不出是要打击遏制湘军出身的官员。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完全是因为晚清政治腐败，官场贪污成风，官官相护，视老百姓生命如同儿戏，滥用职权，刑讯逼供所致。罪魁祸首刘锡彤为一己之私，挟私报复，草菅人命，最后也在古稀之年死在流放之地黑龙江，可谓是罪有应得。

除此之外，上海《申报》对此案的跟踪报道，也对案件的真相大白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京城官员都有订报的习惯，上海《申报》对案件的及时报道和客观评价，使此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话题，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