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中华文明史也在不断被刷新。通过考古研究，学者流波（实名刘博）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发祥就在长江流域！

显然，这一观点大大颠覆了我们的认识，甚至会颠覆世界文明史研究，那么究竟是异想天开，还是存在历史可能？

西方判断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

但这一标准却有两个致命之处：一，这是根据欧洲及周围地区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能否通用于全球？如果一个地区没有铜矿，怎么也没有炼出青铜，其他三项都极为发达，这还算文明吗？二，这是百年前考古学刚刚兴起时提出，是否一定准确？比如匈奴帝国雄霸欧亚，却一直没有文字，难道就不算文明？

因此，有学者指出，撇除文字与青铜这二个因素，真正适用全球性的是城市。更进一步的说，城市、国家（原始意义上的国家）、阶级分化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进入了文明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文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欧洲的色雷斯文明，就一直没有创立文字，只有一座城市遗址留存，相当于是“城邦国家”，西方学者认为这就是文明，但对中国文明史的评判却格外苛刻。

如果以城市、国家、阶级分化标准来看，世界文明的确可能起源于中国，至少从时间角度来看，没有比中国更早的了。

1979年，在湖南常德澧县车溪乡城头山村，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考古专家挖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城头山古城，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6200年！

由于城池规模巨大，有30多米宽、5米高的城墙，外围还有40多米的护城河（上图，城墙剖面展示馆）。显然，这座城市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王者”。而且，在祭坛附近的墓葬中，墓主颈戴两件精美的玉璜，右手握一小鼎（代表权力），旁边还有殉葬坑，说明已经有了阶级分化，学者定义为“合法的暴力”。另外，在城头山古城附近，有着数百处同时代部落遗址，但却都杂乱无章，没有城防设施，布局混乱，说明这些部落都臣服于城头山古城。

结合史料来看，城头山遗址位于史书记载的“三苗”地区，而历史上的“三苗”让中原华夏联盟极为头疼，以至有“尧服南蛮”、“舜却苗民”、“禹征三苗”传说，这就说明上古三苗实力很强，可能已经形成了国家雏形。

显然，结合史料和城头山遗址来看，在距今6200年的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流域，城头山遗址并非孤案。在500余年之后，长江中游又出现了10多座古城，比如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石首走马岭、荆州阴湘城、天门谭家岭、应城门板湾、陶家湖等，城市面积都比较大，在20-30万平左右，最大的接近70万平。10多城市的出现，是不是说明出现了城邦国家争霸？

从考古证据来看，当时的确出现了城邦国家战争，比如城头山古城就出现了二次防御加固，或许就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公元前2800年，城头山古城衰落，但公元前2600年时，距离不太远的天门谭家岭遗址，却出现了120万平的古城，或许说明战争终于有了一个胜利者！

长江下游的文明发达程度，虽然不如长江中游，但后来居上，比如公元前3800-前33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公元前3300-前2800年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最典型的是公元前3300年前的良渚古国。尤其良渚文明，完全就是一个发达的上古王国，这是得到国际学术界基本认可的。

回头再看一看古埃及与苏美尔，却会发现至少从城市或城邦国家的出现时间来说，还真比中国要晚了不少！

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当时苏美尔是一个城市（城邦）文明。

公元前3400年时，西方学者以“出现少数奢侈墓葬和表明权力意识的符号”为依据，认为古埃及进入了城邦国家时代！

然而，无论是古埃及还是苏美尔，与城头山古城等相比时，都是后来者！

正因如此，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世界人类文明发源地应该是在中国，具体发祥于长江流域。其实，按照西方先出现影响后出现的逻辑来看，说世界人类文明起源于中国也没错。

学者流波从水稻这一物种扩散踪迹发现：水稻逐渐从湖南向四周延续扩散，最终又向东南亚、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由此将中华文明向世界扩散！

有观点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且最早的人类文明是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其实不然，苏美尔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华才是人类的起源地，长江流域为中华乃至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地，这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学者流波）

当然，这仅是少数中国学者的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界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国家就是在中国。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会有“大一统”，因为中国不是跨越发展，而是早已经历过城邦国家、区域国家（比如夏商），走向了必然的“大一统”阶段：西方处于原始部落时，中国已经是城邦国家；西方是城邦国家时，中国进入了区域国家；西方进入区域国家时，中国走进了最终极形态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