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荒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华文明西来说”一直甚嚣尘上。

17世纪中期，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Kircher），发表了《埃及之谜》、《中国图说》，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中国人是闪（Shem）的子孙率领古埃及人到达东亚大陆的后代。埃及人把象形文字传入中国，可惜中国人没学好，加了自己的创作，变成了汉字。

到19世纪末，法国学者拉克佩里（Perry）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又提出”西来论”，这一次中华文明的来源变成了古巴比伦。佩里说，在公元前23世纪，巴比伦的奈洪特（Nakhunte）王子率”巴克族”来到黄河流域。奈洪特王子是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国《易经》里的卦象是来自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士大夫对”西来说”是不屑一顾，都懒得反驳。但是到了清末民初，中国遇到空前的外患，疑古学派的盛行，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两千年来文化自尊心受到伤害，不少人接受”西来说”，其中不乏蒋智由、刘师培、梁启超等博学之士。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同源同种，如此的想法也许对落后挨打的一方，心里稍微好受点，既然中华文明是西来的，中华文明也应该可以跟欧洲一样走向富强。

后来随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遗址被陆续发现，”西来说”已经遭到否定。

既然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相对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较晚。那早期中华有没有外来交流？当然有！

中华文明是至今连续不断的文明，自它诞生至今，她就受到世界其他文明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核心本质，没有改变她的独特性。

2.中华文明起源的外来因素

众所周知，文明产生的标志是城邦、金属、文字。

在夏朝诞生的前夕，东亚大陆输入了一系列的世界性要素。张宏杰列举了其中重要的几个，分别青铜器、小麦、牛羊。

大约在公元前30世纪，中东的两河流域（现伊拉克与小亚细亚地区）锻造出青铜器。中东与古埃及率先点燃了人类的文明之光。因为青铜器是从红铜与锡两种原材料合成，意味着人类可以首次制作出自然界未曾存在的物质。大自然鬼斧神工，但人类的智能也不遑多让。

与此同时，欧亚大陆两侧的欧洲与东亚是处于新石器时代。假设两河——埃及是世界中心，欧洲与东亚无疑是世界的边缘。大约过了一千年，青铜器从从中东，传播到中亚、印度，再进入中国的新疆，通过绿洲沿着黄河，抵达夏朝的首都二里头。对应”丝绸之路”，张宏杰这条路线叫”青铜之路”。青铜器的传入，诞生了二里头的青铜器文化，使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

沿着青铜之路，进入中国的还有牛羊。

许多人都念过《三字经》，记得那一句”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便误以为牛羊马中国的土产，其实并不是。

古代的祭祀使用三牲：牛羊猪，祭祀分为两种，太牢使用牛羊猪，少牢只有羊和猪。现在的考古发现，截止到公元前2500年，古人的祭祀仪式全部用猪做祭品。在此之后才出现牛羊，到了商朝盛大的祭典才加入牛羊，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因为犯了耳鸣，找祭祀进行占卜，宰了100多头羊作祭品。

古代中国一直禁止杀牛，牛的地位非常高，是祭祀的最高级祭品。对于农耕更是至关重要，牛属于农耕的器具，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

伴随着牛羊一起近来的，还有小麦。小麦本来是来自伊拉克的高产农作物，是对人类饮食影响最大的作物。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种植大米，产量远远不及小麦，小麦的引入改变了古人的饮食结构，影响深远。面食、面包、酒都是由小麦作为原材料制作。

以上作品、技术为什么会刺激文明的诞生？

首先，牛羊、小麦的输入，扩展了食物的来源。食物丰富了可以降低死亡率，支撑更多的人口。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快了中华文明从氏族部落转向城邑，因为城邑才能容纳、管理庞大人口，人口增长、城邑涌现也扩张了早起中华文明的边疆，把荒无人烟的地方变为生存空间。

其次，引入小麦与青铜器，增强了组织能力。人类能以弱小之躯战胜凶猛的动物，除了人类会灵活使用工具，还因为人类会严密的组织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斗争，除了武器的比拼，还pk组织能力。

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一旦大面积种植，就需要公共管理的水利系统，调节、分配水源。而黄河这条母亲河，并非温情脉脉，她的情绪有时候不稳，后果严重。所以种植小麦、治理黄河，又中华文明很早地从分封转向郡县帝制。

青铜器的锻造，特别是一座庞大的青铜鼎，是需要精密的设计，需要大家共同的协作。

既然肯定不少物种、技术都是西来的，可不可以推出，中华文明是西来的呢？

答案是不可以。

3.中华文明的”性格”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观点：中华文明的特点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文化基础，外来的物种技术只是刺激发展的催化剂，并没有改变内在性格。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核心是什么呢？

主要是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

作者举出西安市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姜寨为例子。姜寨的中心是作为集会和祭祀的广场，100多座房子分为5组，围绕着大广场。所有房门都是朝向广场，整个村落的布局呈现众星拱月的姿态。

村里的墓地，不是夫妻合葬，没人按照辈分，血缘亲疏来单独埋葬。姜寨是距今7000年的遗址，那时候牛羊马、青铜…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的最初期就呈现祖先崇拜与血缘家族的特征。

中华文明的祖先崇拜，涉及到一套来生观念。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灵魂有超常的能力，可以左右生者的福祉；灵魂需要后代上坟烧纸，否则成为以乞讨为生的孤魂野鬼。

所以明白了”祖先崇拜”的内涵，则可以知道为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古代一个家庭没有男丁，需要过继一个儿子。

举一个契合的例子，在唐朝的武后时期，武则天正愁着该传位给谁，狄仁杰用”祖先崇拜”好言相劝，如果传位给侄子，到时候宗庙祭祀的只会是武则天的兄弟，她自己却没份。但如果把皇位奉还给李家，子孙肯定会祭祀他们的母亲、祖母。难道陛下要成为孤魂野鬼吗？

狄仁杰的话打动了武则天，要知道武则天是信佛的，但是祖先崇拜的根深蒂固对她依然有很大影响。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目标，个人——家族——国家构成一体。国家是放大的家庭，家庭是缩小的国家。这些思想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就已经萌芽。“尚鬼”的殷商有可能建立神权统治的国家，但是商周革命后，周公以”血缘家庭”和”祖先崇拜”建立新的礼乐制度，并且完善宗法社会，孔子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周公，之后被采纳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的性格就此确定下来。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提到”地缘决定论”，中华文明的”性格”是地理环境决定。我们的祖先久远以前就在黄河两畔定居，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土壤是天赐的农耕宝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农业文明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对上一辈人的重复，后辈汲取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处世智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的长辈成为统领家族的大家长。面对脆弱的经济结构，看天吃饭的农业，家里的人有必要团结起来对抗风险，毕竟人多力量大。血缘是维持一个共同体的最好媒介，共同的祖先则是大家能可以接受的崇拜对象。

吕思勉在《中国哲学简史》谈到家长制度，他认为正是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

所以说，中华文明的诞生有世界性的因素，但不能跟”西来说”划上等号，因为一系列的因素只不过是催化剂，它的核心成分一直没有改变。中华文明是在东亚自发诞生的，它包容并蓄，博采众长。

中华文明就像是一条巨龙，对为知保持好奇，愿意接受新事物，唯独禀性难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