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募兵制度下，将士们对直接统帅的认同感远胜对朝廷和皇帝的忠心

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289年，是中国公认的强盛朝代。不过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造成了唐朝历史前后分成两个阶段，此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此后则逐渐演变为一种藩镇割据、多方角力的政治形态。

事实上，虽然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威衰弱，并且百姓遭受战乱之苦。但是从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依然能够延续150年就可以看出，战乱之后的唐朝也取得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成就（比如对南方的开发、地方乡村贸易的发展、盐铁和漕运的崛起等），帝国尚未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即便如此，安史之乱对晚唐乃至五代、两宋的影响依旧深远。那么这场动乱究竟是怎么爆发的？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又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呢？

均田制瓦解，募兵制助长藩镇实力

均田制是由北魏冯太后改革，在北方长期遭受战乱，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和失地流民的基础上推行的。这套土地分配制度保证了土地资源被充分利用、使“耕者有其田”，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农耕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隋唐盛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稳定、国家日渐富足，唐朝人口不断壮大，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终于再次反超了隋朝鼎盛时期。

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超耕地面积扩展的速度，人多地少的情况越来越显著。而此时与均田制配套实行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这是一种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征税制度。如此以来，百姓所分得的田地越来越少，所承担的赋税却越来越大。为了躲避朝廷重赋，许多人选择卖身为奴，将户籍并入门阀世家之中，成为他们下的佃农。就这样，唐朝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许多农户甚至是府兵要么隐匿人口进入门阀名下、要么逃遁到南方或地方乡村等人烟尚且稀少的地方去了。

土地兼并、人口隐匿导致朝廷财政压力巨大，许多府兵户籍的流失又引发府兵制的崩溃。此时税收的基本原则就不应再以人丁多寡为本，而应当以资产为宗，就如同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和后世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那样。奈何唐玄宗要么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要么出于维护局势稳定的考虑而不愿意进行如此伤筋动骨（朝臣官员大多是门阀世家或庶族地主，均为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的大改革。随着均田制的逐渐崩溃，原本依托于它的府兵制也支持不下去了，朝廷随即进行军事制度改革，以募兵制取代之。

在募兵制度下，军队不再是义务制，转而变成了职业军人，将士们对直接统帅的认同感远胜对朝廷和皇帝的忠心。另外在募兵制度下，西北和东北边区所招募的大多是粟特、契丹等胡人，他们对胡人出身的将领的号令显然更为信服。凡此种种，给予了唐朝北方边镇实力壮大的机遇，安禄山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帝王术失衡，新的权力角斗规则

除了对税务危机的失察之外，唐玄宗还特别迷信于帝王之术，善于通过平衡朝堂各方势力，以确保皇帝享有一个权威的仲裁位置。在他四十多年的统治期间，朝中这样的派系争斗始终就未曾停歇过。玄宗前期曾出现文学和吏才两大派系之间的争斗，所谓“文学”是指仰仗科举选拔上来的朝官，所谓“吏才”则是指从地方上凭借政绩一步步爬上来的朝官，这两大派系在朝廷上原本仅存在少许偏见争斗，却在玄宗的刻意引导之下渐成水火之势。

早年间文学科举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张说，而吏才派系的代表人物则是宇文融。后来两人相继远离朝堂，张九龄和李林甫分别接替了文学和吏才的大旗。双方斗争多年，最终以张九龄落败而结束。然而正当李林甫如日中天之时，唐玄宗再度出手，一面打压李林甫，一面为他寻到新的对手。

原来，唐玄宗中期特别宠信武惠妃，武惠妃生有寿王李瑁（另一说，李琩）自幼聪明伶俐，很受唐玄宗喜爱，因此武惠妃就动了立自己儿子为储君的心态。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她就必须扳倒太子李瑛，于是在外朝就与李林甫联合起来。但是李瑛同样获得了朝臣的支持，以张九龄为首一派就是太子的支持者。正因如此，武惠妃始终未能如愿，直至去世。

后来张九龄倒台，李瑛和他的另外两个兄弟旋即遭受灭顶之灾（即著名的“三皇子时间”），储君位置空虚出来了。此时，武惠妃已死，李林甫又与寿王李瑁同属一党，为防李林甫一家独大，唐玄宗并未册立自己喜爱的儿子寿王为太子，反而选择了明显弱势的另一个儿子李亨。不过太子的册立只是对李林甫势力的初步遏制，武惠妃去世以后，唐玄宗借口心情低迷、急需慰藉的幌子，从寿王李瑁那里抢走了寿王妃杨氏。通过让杨氏以道号太真身份入道观，而后入宫的方式更换身份，后册封为杨贵妃。

杨贵妃上位以后，唐玄宗开始扶持她的族兄杨国忠，将杨国忠逐渐培养成为李林甫晚年最大的政敌。晚年的唐玄宗在生活方面变得日渐奢靡，恰巧杨国忠在敛财方面（主要是由于李林甫不睦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馈赠）轻车熟路，深得帝心。早期的杨国忠为了升官而竭力讨好李林甫，两人在构陷太子李亨方面一唱一和，但最终在唐玄宗的设计下，新旧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势头日趋明显。

朝堂如此，军中也不例外。唐玄宗最初在西北边防军所倚重的是王忠嗣，而后由哥舒翰接任，同时又在东北边防军扶持安禄山。至于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对于唐玄宗而言也是乐见其成的。只是让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均田制、府兵制的瓦解，大唐的权力争斗规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张说、宇文融、张九龄、李林甫、李瑁等人，如果缺少了皇帝的支持将一无所有。然而安禄山和哥舒翰不同，他们在边关镇守多年，在当地拥有极高威望，并且手握重兵。这些军队当中有许多是当地胡人，并且极有可能与安禄山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因此出现了私军倾向，成为安禄山重要的政治资源。

不论是张九龄还是杨国忠，甚至是李林甫，都对地方藩镇军阀的崛起如鲠在喉。他们当中即便有人为了拱卫自身权势而提拔外藩，却也处于政治嗅觉看到了地方势力做大对帝国中枢的威胁。然而唐玄宗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沉迷于自己的权术游戏之中，浑然没有察觉各方力量早已失衡。即便杨国忠屡次提醒皇帝谨防安禄山造反，也仅被置于一旁，权当朋党之争而已。为了取信于皇帝，杨国忠竟然突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并逮捕和杀害了安禄山多位亲信。此事被安禄山认为是朝廷风向的转变，直接激怒了安禄山，让唐玄宗措手不及。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它爆发的原因在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导致经济基础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而唐玄宗既未重视经济层面的危机，并推行改革，同时在热衷于帝王平衡权术的同时，未能注意到权力斗争规则的变化，终于在一系列失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诱发了安史之乱。

当然，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唐朝，它对五代乃至宋朝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时期的北方藩镇大多胡人，并且其所盛行的“假子”制度（即收杰出将领为义子）更是从安禄山时期开始盛行。安史之乱以后，北人南迁浪潮加剧，南方获得进一步开发，到了两宋时期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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