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耻)

“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御驾亲征西蒙瓦剌，结果大败，60多名文武大臣战死，英宗本人也被蒙古瓦剌部领袖北元太师也先俘获。

那么，同样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同样是皇帝被掳，为什么结局却不一样呢？

一，战争前不同的历史背景。

战败方：明朝正值鼎盛，而北宋已呈亡国之相。

靖康年间，奸臣当道，宦官专权。六大奸臣把持朝政，排除异己。众大臣噤若寒蝉，如履薄冰。北宋政治腐朽，朝政黑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各地叛乱纷起，更兼北方金人虎视眈眈，大肆入侵北宋边境。屠杀宋民，掠夺财物。

北宋此时已经属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已呈亡国之相。

(明英宗像）

反观明英宗时期，承“仁宣之治”，内有于谦、李贤等贤臣，外有张辅、陈友等名将。英宗不仅知人善任，其本人也勤政仁俭，治国有方。因此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的景象。

明英宗时期政治清明，国富民强，正处“全盛之天下”之时。《明史》载当时繁盛景象：“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

战胜方：蒙古处在衰退期，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也先未能扩大他的战果，他在释放原来的皇帝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地是出于这种考虑，部分地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当1453年他最后自立为汗时，内部冲突立刻爆发，并导致了他在1455年的死亡。而“靖康耻”时的金国女真人，正处在上升期，凝聚力空前，“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女真灭辽破宋大有摧枯拉朽之朽之势，战斗力远非衰弱时的蒙古人可比。

二，不同的性质。

“土木堡之变”只是一场失利的战役。

（土木堡战役)

土木堡战役之所以失败，英宗难辞其咎。首先，他盲目自信，不听劝告，非要御驾亲征。其次，英宗用人不当，将军政大权悉数交于宦官王振，且在战略上轻视对手，战术上连出昏招。其三，随意改变撤军路线。宦官王振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显威，故意绕道其故乡蔚州，将明军带入绝境土木堡，致明军数万士卒被杀，英宗被俘。

“靖康之变”是一场国难。

靖康之耻是北宋朝的浩劫，不但徽钦二帝被掳，客死他乡。而且让一同被俘的嫔妃、宫女蒙受奇耻大辱，几乎被奸杀殆尽。即使苟活下来的徽钦二帝也遭遇非人的生活，徽宗死后被抛进水坑，金人用其油水点灯。钦宗更是被迫给金亲王表演马球，被玩死。

这场国难，既让北宋背负了百年国耻，也让百姓饱受战火之苦，生灵涂炭，背井离乡，生不如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三，不同的气节。

明英宗是条硬汉，而宋徽宗赵佶父子都是软骨头。

(徽宗父子被俘）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虽不够睿智，但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豪气干云。大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风范，体现了“犯我国土者，虽远必诛”的豪气。虽最终被俘，但宁死不屈。此时的英宗，乃真男人，绝非软骨头。

再看“靖康之变”，徽宗父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镇压农民起义时，血腥而残忍。可面对如狼似虎的金人时，先是割地赔款，摇尾乞怜。后又弃社稷百姓于不顾，毫不抵抗，望风而逃。

直至被俘后，贪生怕死，苟且生活，毫无帝王节气。最终横尸异乡，遗臭万年。

四，不同的结果。

“土木堡之变”重创了明朝。

在军事上，导致明朝对蒙古以攻转守，影响了明朝对蒙古的战略部署。在人才上，由于大量的文武大臣战死，出现英宗后继无人可用的局面。在政治上，英宗被蒙古人软禁又放回，引发皇位之争，政治混乱。

由此，明朝由盛转衰。

“靖康之变”直接导致北宋灭亡。

“靖康之耻”既是当时宋人的灭顶之灾，也是汉族人心中永远的痛。由于徽钦二帝的软弱，不仅让他们丧权辱国，丢失国土，更让汉民族丧失了尊严和气节。给汉民族带来的创伤深入骨髓，永难抹去。

明朝土木堡之变和北宋靖康耻，同样皇帝被俘虏，硬汉和软骨头导致战争影响大不同。明朝大臣和英宗本人的强硬态度，让蒙古得不到什么便宜，本以为开创了不世伟业的瓦剌也先，只捞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左右为难，导致也先在蒙古各部中声望降低，支持率下降，这也是日后也先自立为汗被人刺杀的原因之一。也先死后，瓦剌衰落，蒙古不再对明朝构成大的威胁。而宋朝靖康之变以后，宋一直被吊打直到小皇帝硬气而屈辱地投海亡国，只留下后人茶余饭后的唏嘘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