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版书刊，传播渗透。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就在境外出版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此书编造历史，制造分裂舆论，可谓登峰造极，其渗透和影响，也可谓源远流长，直至1987年土耳其还再版该书增补本。境外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出版刊物制造分裂舆论并进行传播渗透，成为其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1979年，分裂组织“解放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在阿拉木图创办《东突厥斯坦之声报》，用维吾尔、俄两种文字出版发行。
1986年，境外“东突”分裂势力勾结达赖等叛国分裂势力，成立所谓“东突、西藏、蒙古、满洲人民同盟会”，出笼刊物《共同之声》。在土耳其，由“东突基金会”创办的《东突厥坦之声》刊物，版面大、印发数量多，其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充满分裂毒素的《历史上维吾尔国家》、《当代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等文章，就是在该刊物出笼的，还选登新版《东突厥斯坦历史》的章节。
进入90年代，境外分裂势力加大分裂舆论的制造及其传播渗透，且愈演愈烈。境外分裂组织已增加至数十个。1999年12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即有四十多个分裂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暴力“建国”会议。几乎每个分裂组织都要出笼一种报刊，如在土耳其的“东突基金会”出笼了《东突厥斯坦之声》刊物，“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出笼了所谓机关报《独立报》、《火炬报》；在中亚的“维吾尔国际联盟”出笼了《新生活报》，“解放东突跨国委员会”出笼了《东突厥斯坦之声——油印报》，“维吾尔团结协会”出笼了《团结报》，“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出笼了《维吾尔之声报》，“东突青年联盟”出笼了《东突厥斯坦青年报》，而且在美国、德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设立发行点，等等。分裂势力将此类报刊通过邮寄、走私、秘密携带等方式渗透到新疆境内。
分裂势力也采用编印小册子的方式制造分裂舆论。在查获的《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小册子中，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
(3)利用互联网、音像制品等进行传播渗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音像制品等均成为分裂势力传播渗透分裂舆论的重要途径。
网络是当代信息传播最先进的途径。1999年10月，分裂组织“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东突电子网络广播电台”；20世纪末，分裂组织“东突圣战者联盟”、“中亚东突真主党”建立了“东突信息中心”。
“东突信息中心”冠以新闻单位名称，可它长期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进行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宣传。上述《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小册子，还有《要么独立要么死亡》等货色，就是该组织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公开煽动、教唆以暴力恐怖手段进行“圣战”，号召中国境内穆斯林要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针对汉族幼儿园、学校、政府等目标制造恐怖事件；曾策划爆炸中国境内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铁路等大型民用设施。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该恐怖组织在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等共18个国家的四十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向纽约、华盛顿、伦敦、伊斯坦布尔等二十多个城市派驻记者，建立了“美国维吾尔联盟”、“东突代表大会”
等网站。目前，新疆周边有分裂势力建立的四十多个网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传播和渗透。这是反分裂斗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充满分裂毒素的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流人新疆。如分裂组织“东突民族解放中心”与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制品中心联合摄制所谓《新疆近代史》专题片，并筹拍《当代新疆》专题片。由分裂势力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出笼的涉及新疆近代、当代历史的所谓专题片，会如何歪曲这段史实，应该不言而喻。
(4)在学术、文化活动的遮掩下传播渗透。境外分裂势力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等，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千方百计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觐、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1991—2002年，他们相继举办学术研究、听证会、庆祝会、演讲会、文化日、纪念周、文化之夜等五花八门的活动达七十多场次。显然，其实质均以传播渗透分裂舆论为目的。所谓“东突民族代表大会”、“世界东突青年代表大会”、“中亚(突厥斯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代表大会”均召开过三届，其境内外代表均有参加。分裂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立于2004年4月，该组织活动频繁，已超过200次，平均3天1次。其活动内容均离不开分裂舆论的传播与渗透。
2．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
自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传播之后，分裂思潮犹如毒菌在新疆不断冒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受其毒害的重灾区。分裂思潮的出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934年初，南疆分裂伪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覆灭。之后，逃亡到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即用编造历史的方式，最终出笼了《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掀起分裂恶浪。20世纪30—40年代，在新疆利用分裂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制造麻烦和混乱的主要人物就是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几个人，他们后来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用，可国民党并不支持他们搞分裂；还有在三区革命中主张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少数人，鼓吹分裂，散布了许多歪理邪说，但他们受到了代表三区革命主流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斗争。上述分裂思潮的制造者，主要是通过发表著作、文章，发表演说等形式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从未减退，斗争一直在继续。
50年代，在地下流传的传播分裂思潮的书刊，除了《东突厥斯坦历史》外，还出笼了《维吾尔史》、《宗教宣言》、《伊斯兰教历史基础和民族独立的呼声》(又名《七个生活》)等，均在煽动独立、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
60年代，分裂组织“东突人民革命党”是分裂舆论的鼓吹制造者，出笼了《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鼓吹新疆独立，煽动分裂。“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大学校园内多次出现煽动分裂的维吾尔文标语。乘“文革”混乱之机，煽动分裂，鼓吹通过武装暴动“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繁荣的东突厥斯坦，在新疆建立第二个孟加拉国。”这是分裂思潮对大学校园的染指。
70—80年代，分裂思潮主要通过讲课、作报告、著书、写文章等形式出现。比较典型的是出笼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
“三本书”承袭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衣钵，以学术研究为名，传播分裂思潮为实。其手法有：歪曲、杜撰、篡改历史，妄图将维吾尔族从中国历史上剥离出去。作者一再声称历史上维吾尔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民族；古代维吾尔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国家；称维吾尔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起，直到公元14世纪，建立过11个帝国或王朝；东突厥斯坦自有人类以来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国；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近代才变成汉族人的殖民地，等等，并同西方殖民者同一口舌，说历史上中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是中国，长城以外是“独立国家”。
“三本书”编造历史，不着边际的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书中毫无根据的论说比比皆是。如称：距今8000年前，维吾尔人即起源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广义中亚地区。称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距今7000年前已有了农业经济、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经济并立的局面。距今4000年，维吾尔族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使用的是阿拉马文。炫耀维吾尔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源，对世界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还别有用心地将印度文明、黄河流域文明与塔里木盆地移民的影响相联系，等等。
“三本书”还歪曲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将拥护祖国统一的人定性为“叛徒”、“傀儡”；而将反对阻挠国家统一的人定性为“英雄”。在其笔下，汉唐时期和亲下嫁的公主(如细君、解忧、王昭君、太和、宁国等)都是间谍；为祖国统一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做出贡献的(如张骞、班超、乌孙王猎骄靡等)都是敌人，归顺中央朝廷和受到封赐的(如匈奴呼韩邪单于、东突厥颉利可汗和将领阿史那苏尼失、回鹘首领温没斯等)都是叛徒；而妄图分裂祖国而谋反的大小和卓及其屡屡在南疆发动叛乱的和卓后裔，则被其歌颂为“革命领袖”。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散布的分裂舆论，极大地迎合了境内外分裂势力的需要，境内分裂主义分子争相传阅，境外译为其他文本，并将其作为继《东突厥斯坦历史》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制造分裂舆论，掀起分裂思潮的又一“典范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