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统治政策（明太祖的治绩）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金陵)即位，建元洪武(意即宏大军力)，是为明太祖。太祖建国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他鉴于宋朝孤立而亡，元朝则组织不善而亡，深虑日后皇室孤立无援，加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国防方面的重建，都需要由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统筹，于是厉行中央集权，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世称为君主集权政策。

全国政策

全国政策，是普遍在全国推行的措施，属于太祖的善政。

劝课农桑

元末群雄混战，耕地荒废，农业凋敝。太祖建国后，积极恢復生产，例如准许人民自由垦荒，并督修水利，使农业復兴。此外，太祖多次宽减粮额，甚至免除田租，更命户部凡遇飢钟，可先开仓济民，然后上奏。元代末年，人民苦于苛政，明初宽减赋税，既可解民困，又可收民心。

整顿赋役

元末兵祸，使户口散失。太祖建国后，整顿赋役，严格核实丁口及田亩，编订《黄册》和《鱼鳞图册》。前者是户口册，由政府登记百姓的户籍，规定每年修订，每十年重造一次，是订定赋役的根据；后者始行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于是下令丈量全国田地，登记田主姓名和田地面积，甚至详细记录田地肥瘠的情况，作为税收依据。明廷确立精密的户口和田地记录，既使税收充实，更无復有田地已卖而赋税仍存的问题。

整顿吏治

明太祖出身民间，于是慎选地方官吏。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下令考课学校、农桑等实政。洪武十八年(1385年)，更将害民的地方官处以极刑。此后，官吏畏法，洁己爱民。

此外，太祖亦深明下情上达的重要，规定官民都可以上书言事，甚至到御前奏闻。为减少施政失误，太祖罢门下省后，保留原隶门下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六部政令，都先交给事中审议，使六部无法专断，政治得以改进。

惩治贪污

太祖鉴于元末人民，苦于贪污，于是极力压制贪风，规定贪污六十両以上的官员，须枭首示众。至于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受贪污诛连的，更达七、八万人。在严法惩治下，明初政治清明。

着重刑法

明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掌管刑法。刑部主判刑、都察院掌纠察、大理寺负责平反，重大案件更须由三法司会审。此外，太祖更坚守执法的精神，例如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在京师犯酒禁，当时胡氏正在前方作战，大臣提出若诛胡氏儿子必乱军心，太祖却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亲手处决胡大海儿子，可见太祖对法治的重视。

培养人才

明太祖透过学校、科举和荐举三种途径，培育人才。洪武十七年(1384年)，復行科举后，参用荐举，大小官员都有权举荐人才，因而由布衣擢为大僚者不可胜数。太祖以科举、荐举并行，虽未尽得天下人才，但亦可见他求才心切。

此外，明太祖时期，翰林院规模日大，成为中央最高的学术机构。明代进士及第后，都要进入翰林院。除编修典籍外，学士亦负责制订律令、审议礼乐以及与君主论道，吸收行政经验，待熟练后再行任官。至于内阁大学士，更多由翰林院出身。

明太祖以科举物色人才，用翰林院培植人才，无形中把培育人才机构归併到考试制度。至于明、清两代的学问家和政治家也多从翰林出身。

严禁戚宦干政

明太祖命工部刻造红牌和铁牌，严禁后妃和宦官干政。在严防之下，太祖时期并未发生女祸和宦祸。可惜，太祖死后，宦官便开始专权。

以上除禁戚宦干政一项外，都是对全民施行的政策，也是太祖治下的善政。明太祖深知民间疾苦，积极为民制产、澄清吏治，一扫元末以来的乱政，明初亦因此出现一番新气象。

统治权术

明太祖建国后，为巩固政权，既推行一系列全国政策，又利用统治权术，建立强固的君主集权政府。

建立正统观念

太祖称帝前，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替他打天下。然而，太祖即位后立即放弃白莲教，不再宣扬神灵救世，转为亲近宋濂、李善长、刘基等知识分子，又鼓励士子透过读儒家典籍，考取功名，利用儒家经典解释政权的合法和正统性。

文字统治术

「文字统治术」指君主利用制诰、诏敕和文字狱，巩固政权。洪武十八年(1385年)，太祖着《大诰》和《大诰武臣》。《大诰》针对文官和一般百姓，列举官员的贪污罪证和名单，牵连达万人，不久《大诰》成为法律，广泛流传。至于《大诰武臣》是告诫武臣不应侵吞士兵财物和军饷，更不可用士兵作家奴。清代学者王维鳞指出，两书是要达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目的。

此外，太祖在胡惟庸、蓝玉案后，又大兴文字狱，动辄以大臣奏表的一字一词，治以重罪，藉此排除反对势力。

明太祖多方面利用文字统治术，进行思想约制及防止诽谤，使人民守法，巩固政权。

罢废丞相

明初以中书省掌管政务，以左右丞相统率百宫。但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太祖罢中书省，废宰相，将政权分隶六部，由皇帝总领。太祖认为，丞相并非必然的制度，况且相位被权臣把持，反而对国家不利，因此应该把权力由君主总领。其实，太祖罢相，是提高君权的措施，只是藉胡惟庸案乘机实行而已。

废相以后，由君主总理国政，六部长官皆须「请旨」行事，以往宰相的职责移于皇帝，使君权、相权合而为一，权力高度集中，皇权得以巩固。然而，君主肩负全国政务，工作量极重，以太祖的英明勤政，尚可勉强应付，但成祖以后，君主庸碌无能，朝政逐渐废弛。其后，虽然设立内阁制，但又形成首辅专权，首辅权力和名位虽不及宰相，但与太祖废相的原意多少有点违背，不过这也是君主制下无法避免的结果。

严待臣下

杀戮功臣

明太祖鉴于太子柔弱，深恐帝位动摇，于是大规模清除功臣。洪武十三年逼反胡惟庸的十年后(1390年)，以清除胡氏的「逆谋」为藉口，再兴大狱，诛杀30000多人，其中二十多人是封侯的功臣，甚至早在洪武四年退休的功臣李善长，其家属七十多人也被诛连，称「胡惟庸之狱」。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兴「蓝玉之狱」，蓝玉是北征沙漠扫荡元室的名将，恃功骄傲，被控谋反，牵连达的，15000人。此后，功臣诛除殆尽，皇室得以巩固。

打击知识分子

太祖建国后，体会到知识分子难以驾敏，于是一面任用他们，一面以严刑挫其气燄。太祖折辱臣下，大概是参考了法家的做法，然而，他没有放弃以士人为主体的政治传统，于是实行双轨政策，一面摧残士气，一面拔用士人，使知识分子都俯首听命，既得人才，又无叛变之忧。

设锦衣卫

「锦衣卫」是卫所兵的一种，专责宿卫禁宫。太祖时期，以锦衣卫审判刑狱，其后渐成流弊，申明狱讼由三法司处理，但已开秘密审判的恶例。成祖时期，恢復秘密狱讼，除锦衣卫外，更设东厂，此后厂卫成为皇帝排除异己的特务机构，一经逮捕，可随意罗织罪状，秘密杀害。故此，厂卫是皇帝加紧控制臣下的手段，增加君主驾取大臣的能力。

分封诸王

蒙古族被逐回漠北后，势力仍在，因此太祖十分注意边防，但却不信任边将，况且为了扩展皇室力量以抗衡功臣，先后册封25宗室为王，内领重镇，外卫边疆，尤以驻防边疆为主，例如秦王镇守西安、晋王镇守太原、燕王镇守北平、代王镇守大同等。然而，太祖亦考虑到诸王对中央的威胁，于是限制他们「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为了达到守边御敌的目的，仍准许诸王拥有兵权。

大举移民

元末时期，人民流亡，许多地方变成荒地，加上富民在根据地构成的社会势力，有碍中央统治，于是明太祖效法汉高祖的徙民政策，迁徙富庶地区的人民到贫困地区开垦。此举既加速荒地復产，也减少地方势力凝聚的危机。

朱元璋曾说：「汉高(祖)起自布衣，宽大善驾取，遂帝天下。」而他的统治权术，例如杀戮功臣、分封诸王和大举徙民，都明显是参考了汉高祖的统治政策。而太祖独创的措施，则是废除宰相，奠立中国的君主专制。至于压制知识分子，则与传统汉族政权的作风迥异。太祖的统治政策严苛而有效，对稳定明初政局，起着重要作用。

明初统治政策的负面影响

罢废丞相

罢相以后，君主总领国政，虽可防止权臣专政，却加重君主的工作。成祖以后，诸帝昏庸，出现了「内阁制」和「宦官干政」两种情况。

太祖罢相，原意是提高君权，也料到君权提升，容易促宦官专政，于是立下铁牌，限制宦官权力，可惜后继者未能遵守祖训，酿成宦官之祸。在仁宗、宣宗以后，君主以内阁辅政，皇帝与内阁却极少接触，全凭宦官居中联繫，使宦官得乘君主荒政，掌握权力，成为明代宦官掌权的最先原因。明代君权高涨，宦官权力也因而较大，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摧残士气

太祖为防权臣专政，既杀戮功臣，又对朝臣动辄施以廷杖跪对，虽有助巩固君权，却造成士人贪生怕死，全无气节，政治风气败坏，例如明亡时期，大臣纷纷变节投降李自成和清室，就是典型例子。

分封诸王

太祖推行封建，让诸王领有庞大军力，虽有助巩固边防，却形成中央与地方对峙，构成藩王对君主的威胁。结果，太祖死后，燕王发动靖难之变，夺取皇位。武宗时期，安化王与宁王又先后叛变。可说太祖封王以固皇室的原意，反而成为皇室的遗害。

综合而言，明太祖是一位英明君主，由目不识丁的小沙弥到立国称帝，都充分显示他的雄才大略。而他订立的全国政策，安定纷乱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运用的统治权术；更使臣下难以窃权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