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明政不修，乃太祖废相之故，此说当否？试评述之。
不少史家每提到明政之不修，多归咎太祖之废相，认为有明一代的乱源，主要是因太祖开始实施君主集权统治所导致。这说法未免过于武断，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实明政治的败坏，太祖的废相只不过是众多因素之一。
但凡每种制度的确立，必有其利弊，论其优劣，不外乎衡量其利多，抑或弊多。此外，即使所订立的制度本为一良好制度，但长期施行而未能因时修改的话，至后期也难免流弊丛生。考宰相制度盛行于汉唐，汉设三公坐堂论道，以丞相掌行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彼此牵制，一起辅助王室，汉室因而得以兴盛。但至西汉末年宗室瘖弱，最后被外戚王莽所篡。光武中兴，重建汉室，仍沿用西汉制度以三公统理全国政务，只是改了三公名称。但明章以后，国势日弱，初有戚宦之弄权，然后出现党锢之祸、黄巾之乱和州牧割据，结果东汉沦亡。
唐代隋而起，太宗确立三省制度，设中书、门下、尚书，统领全国机要，另设政事堂作为三省首长论政的地方。一时天下太平，先后出现贞观、永徽、开元治世。但天宝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先后掌政，国势日走下坡，终于爆发安史之乱。自此以后，唐面对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外患严重等等政治难题。最后为强藩朱全忠所篡。
可见，汉唐虽置相，但政治仍不免败坏，甚而亡国，则宰相制并非一完美无瑕的制度。故即使明太祖不废相，也难保政治必能清明，天下大治。更何况若细心分辨，可发现太祖废相后的70年，明国力仍算隆盛，则知废相也未必不会有善政的出现。其实打击明政治，使其纲纪荡然，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其中包括君主荒怠、宦官弄权、朋党相争、科举缺点、流寇为祸等等。这些乱象，各自有其成因，并非纯因废相而导致的。
首先，有关明代君主荒怠的问题。大体来说，明代君主除太祖、成祖、仁、宣等尚算英断外，其后的君主，大多是庸碌无能、贪图享乐。由于明自太祖开始行君主集权制，一切国家事务，尽决于皇帝，君主既多无日理万机之才能，实难负起这项艰巨的工作，而政制之紊坏，自属必然的发展。
其次，明代宦官乱政严重。明初太祖虽深鑑于汉唐宦官为祸严重，曾铸铁牌于宫门，严禁内臣干预政，但他却自乱制度，任用宦官出使犒军，处理钱粮收支等财政要务。至成祖时，又因在靖难之变得中官助力而登帝位，所以更任用宦官。英宗时，因沖龄嗣位，宦官王振乘时肆虐。此后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熹宗，全部都宠任宦官，宦祸更为严重。直至思宗时，虽诛除魏忠贤，但国家已衰败不堪。后更有宦官曹化淳打开城门让流寇攻入北京，而致思宗自杀。可见明在宦祸困扰下，造成政治日坏，甚而至亡国。
此外，明朝臣的党争亦促成政治崩坏。明太祖立国之初，广开言路，奖励臣民上书议政，促成士人好议朝政之风。这种开放态度，配合清议传统，朝臣更勇于批评朝政，逐渐形成政见冲突，出现党争。加上明自仁宣以后，以科举取士，士子为求登第，结纳坐主，考官又多广结门生以巩固其势力，结党之风更牢不可破。嘉靖年间，大议礼之争，已显现出朝臣分成党派。万历至天启年间，由于建储议、国本论、三案及京察等事件，更令党争推至高峰。而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又因魏忠贤的介入更形复杂，由于东林党对魏忠贤大肆抨击，结果魏氏捕杀东林党人，正直朝臣尽去，小人当政，朝政更趋腐败。由此可知，明代的党争，亦是促成明政不修的主因。
再者，明代选士制度的缺点也促使明政治不修。明代以开科取士方式选拔人才，又为取士有客观的评定标准，于是以朱熹的註疏为依归，士子只须以圣人的言论为准，无须有自己的创见，久之成为对思想的束缚。后来更发展成以八股文为科举的定式，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不得违格，形成了文字运用的束缚。况且，八股文的出题范围，仅限于四书，范围太狭，考生不用读四书原文，只记诵一二百道文章，即可入场应试，甚而侥倖中式，影响官员的质素。无怪顾炎武指摘「时文（八股文）败坏天下之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官员质素差劣，政治自然亦败坏。故明政不修，与明科举制的缺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是流寇的对明作致命的打击。明中叶以后，由于君主怠惰昏庸、宦官专权、党争常生、忠良尽去，朝政败坏，民不堪命；加上土地兼併严重，不少农民沦为流民，民怨已达到顶峰。而君主只知大多挥霍，冗员增加，军费亦不断增加﹝剿倭、朝鲜战争﹞，政府财政困难，于是向人民徵收重税﹝辽饷、剿饷、练饷﹞，人民生活困苦。最终因崇祯年间，陕西发生大旱，蝗虫为祸，出现飢荒，人民无法生活，被迫抢略，引发空前流寇之祸，而明亦随之而亡。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明中叶之无善政，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太祖之废相。明代君主的庸碌荒怠，宦官的恃势弄权，朝臣的结党成风，科举的败坏人材等均是成因之一。实际上，太祖之废相，其弊处仅在破坏汉唐以来发展而成的宰相制度而已，断不能说废相就无善政。况且，日后清承明制，仍不置相，但清却有康雍干三朝近一百年的盛治，更足以证明废相并不代表无善政。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废相始。」实有武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