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执政采取了哪些措施，不过十年，而内治外安。其故安在？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穆宗崩，神宗年幼继位。当时明室内则政制废弛，官僚苟且因循，贪污风气严重，加以皇室奢侈浪费，土地兼併严重，以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外则受土蛮、俺答及倭寇的威胁或侵扰。国家正处于内外交迫、百废待兴的局面。而神宗又因年幼，毫无政治经验，国家的兴替重任，便落入首辅张居正身上。

穆宗崩，遗诏张居正、高拱、高仪一同辅政，当时神宗尚年幼，由两宫太后听政，而宦官冯保又得陈皇后、李贵妃支持，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沖，夺其位，并督东厂，势兼内外。冯保本与高拱不和，高拱曾上疏请求罢免冯保，结果失败免职。加上高仪不久病死，张居正于是跃升首辅。自隆庆6年6月直至万历10年6月止，可算是张居正一人秉政时代。《明史?张居正传》载张居正为人：「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张居正既是当时唯一的顾命大臣，自得皇后、贵妃及神宗的信赖，本人又深知结好司礼监冯保，藉其力以箝制中外宦官，免去宦官窃权危机；加以他身为内阁首辅，权集一身，更可放手作为，致力变革。故经10年的努力，内则政治清明，国用日足，外则边境安宁，功绩甚大。

内政方面，张居正首要工作是笼络太监冯保，免蹈高拱的覆辙，并借其力羁糜宦官，使政权重归于内阁。又嘉靖以来，言官势大，对阁臣每多讥弹，张居正为求强化治权，于是力压言官。曾弹劾张居正「丁忧夺情」的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全遭廷杖谪戍，自此言官势力皆受控制，而国家决策，也全尽归内阁负责。又明自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以来，纪纲败坏，法度衰败，官员大多贪污，因循苟且，张居正当权后，深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是民亡乱之本源，于是实行以综核名实为原则，力求整饬吏治；并通过明系统、公铨选、专责成、行久往、严考察、一赏罚等6种方法，强化内阁行政机构之地位，扫除因循贪污的政治陋习。对于果敢干练的官员，则破格提升，而将庸碌的裁汰。经张居正大刀阔斧整顿后，明中叶以后的腐败吏治，渐获改善。

吏治以外，张居正还锐意改革经济，解决国家经济危机。自嘉靖、隆庆以来，皇室亏空日渐严重，年年国库入不敷支，而民间土地又过度集中，大量民田被皇室勛戚及宦官所夺，地方豪强也恃势侵佔民田，并常用「飞洒、诡寄」等方法逃税，以至繁重赋役全落于贫民佃户身上，贫户既无法承担重税，惟有逃亡，国家收益因而锐减，经济于是更形紧绌。张居正针对当时财政危机，实行先节流以省开支，对神宗挥霍陋习，曾多次上疏劝止。此外，张居正又整顿驿递制度，限制用驿范围，减轻对交通干线沿站农民之骚扰。同时改革宗藩条例，控制贵族的特权，再任用水利专家潘驯治理黄河、淮河和漕运，发展农业，以安民生；又蠲免民间多年欠赋，以纾解民困。

除节流外，张居正也积极开发财源，以富国用。他为求整顿田赋，先严令地方官吏清理拖欠的税，规定征赋不足，抚按听调，府州县官听纠。又于万历6年，清丈全国田亩，「限三载竣事」，并按照实有田亩，分上中下三等纳粮，以杜绝欺隐诡寄。张居正又鉴于过往赋税极为繁琐，于是推广嘉靖以来，知县甘澧、巡抚庞尚鹏等在地方施行，而有显着成效之「一条鞭法」，实行裁去里甲杂役，合併为一条，计亩徵银。先于万历4年在湖广一带推行，至9年才推行全国。此外，张居正又将黄河水患平息后之荒地，分配给江北各县灾民，规定3年后始徵收田赋，这方法既可保障民生，亦可增加国家收益，实属一举两得。明朝长久以来之困窘经济，经张居正苦心擘划，差不多达至「太仓粟米，可支十年」的境地。

张居正除留意整顿内部吏治及经济外，对边防亦极注重。张居正深知鞑靼势大，对明室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对鞑靼实行「外示羁糜，内修战守」的策略，选用谭纶、李成梁、戚继光方逢时等将领，据守辽东、蓟州、大同等要塞；又于长城沿线，修筑防御工事，以巩固边防。再者，张居正又採取分化政策，利用俺答孙把汉那吉与俺答子黄臺吉对抗，藉此削弱其实力；其后又准许俺答与明室建立「封贡」、「互市贸易」，以作羁糜。此外，戚继光、李成梁等又多次挫败土蛮，边境地区因而安靖。对于南方叛乱，张居正曾分别派遣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加以讨平；而江浙沿海黑水洋一带的海盗，张居正亦委巡抚宋仪望加以歼灭。明室防务，在张居正力经营下，渐趋巩固，而神宗初年内治外安之局，终于完成。

无可否认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堪称明史的奇蹟。因张居正掌权前后不过10年，却能辅弼幼主神宗，起衰振隳，一洗明英宗正统以来的颓风，令天下万民乐业，国家日见治平。其原因是张居正乃顾命大臣，神宗初掌大统，对他十分信任依赖，而两宫太后亦深信张居正，使其能取代高拱，擢升为内阁首辅，掌握实际政治决策权。此外，张居正主动结纳司礼监冯保，也有助减轻内阁与司礼监的磨擦，令内阁权力可进一步巩固集中。张居正既获内廷支持，于是可放手作为，锐意兴革，行政效率也得以提高。再者，张居正本人，精明练达，能洞悉时弊，制定良方，执政初期，即力压言官，使权操内阁，然后着手澄清吏治，裁汰冗员，整顿经济，修缮边防；尤其懂得知人善任，分别提拔张学颜、潘季训、杨果、黄清等才俊超卓的人士，参预政务，令国家体制，重回正轨。故神宗万历初期的治绩能超越嘉隆，成为中兴局面，可算是合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