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来说，东汉晚年政治混乱，就因为权力所集的中央，初无限制外戚和宦官的办法，致外戚和宦官得乘人主的幼弱而弄权窃柄，致地方政治，日渐败坏，人民无以为生，盗匪乘时而起，国家社会便陷于纷乱境地。于是刘焉力主以重臣拥兵出为州牧，给予相当兵权，则可体察环境，绥靖地方。这方法虽有效用，但矫枉过正，结果造成州牧强大，目无朝廷，甚至挟持中央。更因那些重臣与外戚或官官的勾结，与大小州牧的兼併，结果形成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推其原故，皆由于力量失去均衡，终至州牧拥兵，以割据代替集权，以军政代替吏治，而致汉代灭亡。
试述东汉州牧割据之由来及影响。
汉武帝设刺史监察地方，至东汉末年，刺史演变成拥有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之州牧，形成割据之局。推究州牧割据之由来：其一是由于刺史自监察官性质逐渐扩大为地方官之后果；其二是东汉改募兵制和外族的侵扰所促成；其三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变兴起，中央无力控制地方所致。
州刺史制度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武帝元封五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置刺史一人，监督地方官吏，年俸只得600石，其所举劾之事不外六项：如郡国守相及其境内的强宗豪族有不法情事，即向中央举劾，地位本在郡太守之下，但因其代表中央监临地方，权威甚重，逐渐侵夺郡国守相职权。
成帝时，曾将刺史改为州牧，位列太守相国之上。至东汉光武再改州牧为刺史。亦自东汉开始，郡国守相的权力日弱，地位日低，州刺史职权更为扩大，其监察对象已包括州内任何高低官员，对郡县长吏，有黜退之权；可荐举人才；亦兼理境内的民刑各政。甚至刺史领兵出征，东汉安帝时已屡有记载，因州较郡的范围为大，遇有较大规模的战事，一郡一国之力量不能胜任时，由刺史统筹，自然比较便利。顺帝时，更明令刺史指挥各郡，并把刺史名衔排在二千石之上。由此可见，东汉末年刺史的权威，更为增强，造成「刺史专州」的情况出现。
其次，西汉初行徵兵制，至光武建国，为了与民休息，于是罢都试及州郡兵，有事才招募丁壮以抗敌。士兵既招募得来，他们多属无家业的人，假若地方长官待之以恩，即甘为犬马，军队渐成为地方长官的私人部曲，地方长官的军事力量得以巩固，自可与朝廷对抗。加上汉末边患频仍，一方面令朝廷财政枯竭，疲于应付，无力亦无暇制裁州牧；而另一方面，与外族作战，主要靠西北军马及地方豪强助力，于是衍生不少地区军阀，如对鲜卑、乌桓作战，即培养出幽州公孙瓒之割据势力，对付西羌则扶植凉州董卓，这类军阀，无疑对中央构成威胁。
至于政治方面，东汉自和帝以后，帝多年幼登位，外戚因而掌权。帝年长，需借助宦官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成功后，宦官用事。戚宦之相继乱政，造成内政腐败，祸国秧民，当时崇尚气节之士大夫，目睹时艰，耻与宦官为伍，乃借清议抨击宦官，终酿成党锢之祸。士风气节受摧残，社会元气大伤，宦官更加放肆，民生更感困顿。加上东汉末年连年灾荒，飢民遍地，结果引起大规模的民变。
灵帝时，黄巾乱起，宗室刘焉以地方郡守不能压制民变，于是建议改设州牧，派朝廷重臣出任，并授予大权，使他能便宜平乱。灵帝接纳其建议，以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于是州牧之权更重，州部便正式由监察区成为地方最高政区，以往地方政区的郡县二级制，也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形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局。汉末衰乱，州牧纷纷割地称雄，分裂之局，因而形成。
灵帝死，少帝立，何进与袁绍密谋诛杀宦官，还约请董卓率兵入京声援，可惜消息洩露，何进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即率部入宫，捕杀宦官二千多人。但董卓大军入洛阳，逐袁绍，废少帝，另立献帝，自为相国，操纵汉室，滥用刑罚，残害百姓。袁绍号令各地州牧起兵对付董卓。董卓挟持献帝迁往长安，并火烧洛阳城，驱赶官民数百万人西行。后董卓为吕布所杀，长安大乱。公元196年，献帝在兵荒马乱中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将他接往许昌，自此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各地州牧已乘董卓乱起，乘机扩展地盘，据地称雄，其中以冀州牧袁绍、、徐州牧陶谦、衮州牧曹操、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较强。东汉从此便陷入分裂的时期，也促成了东汉的衰亡，而三个鼎立的局面，也是由州牧割据所引起。
汉末州牧割据，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俱有影响。就政治方面来说，汉末州牧乘董卓乱起，纷纷扩展地盘，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已名存实亡，州牧乃乘机割地称雄，互相攻伐。曹操死后，子丕废献帝自立，改国号魏，东汉亡。但汉亡后，中央大权旁落，地方政权乘机而起，引起中国历史上一段很长的中衰期，这便是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直至杨坚平陈后（公元589年），中国才再度统一。此外，汉代的州牧割据，亦影响日后晋的施政方针，晋武帝为避免重蹈汉的覆辙，特意裁撤州郡兵和重行封建，但却有引起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由此可见东汉州牧割据的问题，不单止导致东汉亡，更影响中国数百年的政治发展。
经济方面，汉的州牧割据对地方经济破坏极大，其中尤以董卓凉州兵于洛阳及关中烧抢杀掠，破坏最为严重，差不多使「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关中则「羸者相食，无復人蹟」。由于经济破坏，更造成国家财政的枯竭，身为国君的献帝要以野枣充飢，百官则披荆棘而居。且在军阀割据下，多方聚歛，民生日困，社会经济更形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