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221)

东汉
魏(220) 晋
统一(263)

吴(221)

东汉政权覆亡之原因

东汉自光武帝灭新朝，回復汉室，历明、章二帝，政局尚定。但从和帝以降，至于桓、灵，衰乱更甚，海内萧然，国事遂不可问，其衰落原因，约有下列因素。

东汉皇帝，大都沖龄嗣位，临朝的太后竟达六位之多，外戚权势骤盛，到皇帝逐渐年长，不满前朝后族专横，每每利用宦官来夺取外戚权力，因之演成外戚宦宫的斗争。东汉宦官弄权自郑众始，此事缘章帝死后，子和帝立，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后兄窦宪拜大将军，权倾朝野。和帝长大，为窦宪所制，不许和帝与其他大臣接近，于是和帝和宦官郑众计议，免了窦宪官职，但宦官又从此专权。以后安帝时有宦官江京、李闰与外戚邓骘之争，顺帝时有宦官孙程与外戚阎显之争，桓帝时有宦官单超与外戚梁冀之争，灵帝时有宦官曹节诛外戚窦武、张让杀外戚何进等。最后灵帝时，军事将领袁绍拥兵入宫，诛宦官二千余人，至是宦官外戚同归于尽，但是长期戚宦之争，同时亦令中央政治日趋没落。

自光武崇尚节行，奖励士气，东汉士人，大都以名节尚高。桓、灵之世，政权落入宦官掌握，他们的亲戚党羽，遍佈州郡，荼毒百姓。太学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与朝臣李膺、陈蕃主持「清议」，攻击宦官，大遭阉党之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宦官便诬告李膺等交结生徒，诽谤朝政，捕李膺等二百多人下狱，禁锢终身，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继位，李膺等再得起用，建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与外戚窦武谋诛宦官，事败，太学生被杀戮、流放的有六、七百人，亲属、门生都受诛连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正大光明之士殆尽，士气大受摧残。两次党锢，前后20年，造成人才凋零，由于欠缺忠良辅政，因而朝政更为败坏。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与宦官不断争权倾轧，政局混乱。到了桓、灵二朝，宦官独专朝政，兴起党锢之祸。加上东汉政府连年对外用兵，不断加徵赋税，农民负担很重，破产加剧。官僚豪强乘机兼併土地，许多破产的农民沦为官僚豪强田庄里的依附者—-「徒附」，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与此同时，人民亦面对连年灾旱，疫病流行的惨况。故东汉末年，一般人面对死亡痛苦及心灵空虚更渴求解脱，因而有人乃利用符咒，服食丹药以治病，又利用自然灾祸以附会朝廷的腐败，藉以招引民众归信。灵帝时，鉅鹿人张角兄弟，倡太平道，以「苍天以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广收门徒，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衮、豫八州之人莫不响应，人人皆以黄巾为标志，号称黄巾贼。后由于张角病死，失去领导，终为灵帝所派之卢植、皇甫嵩所平。「黄巾」主力虽被削平，但余党蔓延不已。经过这次乱事，地方摧残更广。从此次民变，可察觉东汉一朝已失去社会上的凭藉，政权实是岌岌可危。

东汉中叶以后，在今甘肃，青海一带的羌族，不堪地方官吏压迫，屡起叛乱。桓灵时代，汉室先后派兵征讨，历时十载，大小数百战，才把他们压服，但汉室也付出鉅大的军费。此外，东北地区的鲜卑族、乌桓族，也先后叛汉，大举寇边，东汉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他们击溃。长期边患，一方面使汉室财政陷于困境，另一方面又造成董卓、公孙瓒一类军阀，中央政府更形衰竭。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黄巾徒众到处骚乱，使州郡军事武力急速扩大。为了应付黄巾余党的掠夺与破坏，各地必须自动武装，地方官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兵力防寇。灵帝中平五年，听从太常刘焉的建议，正式定州为大行政区，改刺史为州牧，选九卿尚书出任州牧，兼领兵马大权，以便对付黄巾动乱。从此地方行政迥然改观，州牧拥有行政、军事、监察的重权，中央无力控制。而且州牧的地盘意识及军队的私属观念开始萌生，州牧下之僚属视州牧若君主，僚属心目中只有州牧，而无天子观念，地方势力日张，国家实难以统一，故不久便演变出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地方的州牧既有大权，而中央宦官乱政始终仍未平息，所以中央于是借地方力量谋诛宦官，造成董卓之乱，东汉帝国呈现瓦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