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宦得以弄权，可溯源于西汉武帝之分内朝、外朝的政策。自汉武帝以，内朝（皇室）和外朝（政府）渐次分开，形成了外戚和宦官的渐次得势。就外戚方面来说，宰相只能成为外朝的领袖，而宗室又只适于封建，不宜于在内朝辅政，故内朝领袖，大司马大将军，多由外戚出任，如昭、宣时代的霍光便是，便使朝政大权无意中落入外戚手中。至光武中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又削减外朝政府权力，移之内朝皇室，更增加外戚得势之机会。就宦官来说，汉武帝时，因重用内朝尚书，晚年又用宦官主中书。元帝时，宦官逐渐用事。光武中兴，宫中事悉用宦官，不復参以士流，于是形成一个宦官集团。一遇君主庸弱，外戚、宦官便有机可乘，把持政权。

在戚宦两股势力增长的同时，东汉的君主自和帝开始，大都年幼即位。因为东汉皇帝多夭折，于是给予戚臣擅政之机。由于幼主年小，未能自决政事，往往由母后临朝，引用父兄辅政，于是形成外戚之专权。加上多次由外藩继承皇位，太后与君立间缺乏骨肉亲情，外戚与君主亦无甥舅情谊，外戚欲久专国政，天子欲收回大权，两者间的冲突势所难免。但是外戚势力权倾内外，君主欲诛锄外戚的势力，只有与宦官密谋于禁中，一旦成功，自然又成宦官专政之局。

同时，由于女主临朝称制，不便面接公卿，朝中大臣既不能面议国政，则参与帷幄者，除外戚外，只有宫掖中的宦官，故一切诏令须由宦官传达，这样，宦官自然得干预政事之机会。而且出入禁中的「中常侍」官职，为宦官所垄断，尚书奏事，中常侍均得披阅，即有关机密国政，更有参与的机会，朝臣中若有上书攻击宦官者，他们也可得知，先发制人，故能保权柄，加以宦官经常在君侧，容易混淆是非，操纵政权。

东汉宦官弄权自郑众始，此事缘章帝死后，子和帝立，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后兄窦宪拜大将军，权倾朝野。和帝长大，为窦宪所制，不许和帝与其他大臣接近，于是和帝和宦官郑众计议，免了窦宪官职，但宦官又从此专权。以后安帝时有宦官江京、李闰与外戚邓骘之争，顺帝时有宦官孙程与外戚阎显之争，桓帝时有宦官单超与外戚梁冀之争，灵帝时有宦官曹节诛外戚窦武、张让杀外戚何进等。最后灵帝时，军事将领袁绍拥兵入宫，诛宦官二千余人，至是宦官外戚同归于尽。

戚宦之争是生于东汉的一个毒瘤，最初只影响部分，继而蔓延至全身，直至要面对灭亡的命运。中央政治日趋没落为戚宦乱政首先所引致的影响。自东汉光武中兴以来，一般士子由于受到提倡气节，儒术风气的薰陶，对宦官弄权甚为不满，于是批评时政。宦官为了自卫，便与由朝野名士及太学生结成的清流集团互相搏斗，终酿成前后两次党锢之狱。第一次发生于桓帝时，第二次发生于灵帝。两次党锢，前后20年，造成人才凋零，由于欠缺忠良辅政，因而朝政更为败坏。

无论外戚或宦官，当他们专权时，都会滥用职权，任用私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为了搜刮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而两者之中，又以宦官专权为害较大。在政治日趋黑暗之下，地方上的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们于是拜神求鬼，求心灵慰藉生活变态，便构成了灵帝末年的黄巾之乱。当时鉅鹿人张角兄弟，倡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起而作乱。虽后由卢植、皇甫嵩平定，经过这次乱事，地方摧残更广。从此次民变，可察觉东汉一朝已失去社会上的凭藉，政权实是岌岌可危。

地方割据亦紧随民变而产生。当时除了黄巾之乱外，各地亦有很多叛乱。灵帝迫得接纳刘焉的建议，改地方刺史为州牧，赋予军、政、财大权。州牧有此大权，渐渐操纵地方政治，割据局面因而形成。州牧又因大量招揽人才为幕客，使人才集中的地方，而中央因缺乏人才更腐败。地方的州牧既有大权，而中央宦官乱政始终仍未平息，所以中央于是借地方力量谋诛宦官，造成董卓之乱。东汉的国运亦告结束。

朝政日非除了引致国内乱事外，亦引致外族的入侵。在灵帝时，西北羌人乘东汉内部混乱，于是再度入侵中国。这次羌乱是由中平元年到中平5年才告一段落，其牺牲之大，蹂躏之广，较黄巾有过之而无不及。

戚宦之倾轧实间接令到东汉的衰亡。它以「党锢之狱」打击士人，使已呈腐败的政治再没有挽回的希望。政治黑暗又引引地方上产生民变，汉室从此便失去社会的凭藉。在变乱频生的时代里，政治、社会等一国之基石，皆受到无情的摧残，故东汉的倾倒乃是必然的事。

戚宦交相乱政原因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