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王莽根据《周礼》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少府为共工；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大尉，县令长为县宰等。地方行政区也仿古代名称而变更，如长安改为常安。有些郡县甚至易名5次，最后仍然回復原名。极为繁琐轻率，不但百姓记不清楚，连政府本身也搞不清，朝廷诏书，每每于新名称后附註一串旧名，平白增添了烦扰，毫无实际的意义。

更为不通情实的是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度，分州定域，析天下为九州。并依照周官之说，以为汉代诸侯及四夷君长称为王的，都不合古制，一律降称为公或侯，改「玺」为「章」，如匈奴称「降匈服于」，高丽称「下句丽」，激起匈奴、高句丽等先后反叛，西域各国也杀汉使，和汉断绝关系。其中以匈奴的反叛，使王莽受到致命的打击。王莽徵发30万大军伐匈奴，战争连年不决，军士疲惫。而北部人民也因苦于战争的徵发，纷纷相聚为盗，动乱开始形成，成内外交困之局。

社会经济改革方面，主要是解决自元成之后，豪强横行，商人垄断，土地兼併，农民失业等时弊，王莽乃依周礼而作改革，希望可得到成效。他改革的内容包括了恢復井田制度，禁止奴婢买卖，五均赊贷与六筦，以及改革币制等。

王莽首先将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然后按照古代井田制度，将土地重新调整，凡一家男丁不够八人而佔田多于900亩，要将其余的田分给其他的邻里乡党。无田者与土地不足的，由政府依每人100亩的制度，另行配给。至于奴婢制度，王莽未有废除，仍旧保留，只是称为「私属」，不得将奴婢买卖。其实王莽这两项改革，旨在平均土地，保障人权，立意极佳。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復古」的空想，忽视当时社会的情形，因井田制度的实施，必须地广人稀，才可施行。但王莽时全国的耕地实不足分配，又强夺富豪地主田地，故当王田令颁下不久，立即受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封。而农民又受田不足，加上在急需时，又不可买卖田地以作週转，所以连农民也不甚支持。故无论贫富，怨恨之声四起。王莽为达致改革目的，曾派人到各地强制执行，结果被判刑者甚多，无疑使社会更为混乱。3年后，王莽最终要废王田令。至于奴婢的处理办法，也不切实际，王莽无意解放奴婢，却又禁止买卖，当时拥有众多奴婢的豪强大感怨恨，在改革命令颁布之时，争相将奴婢在黑市出卖，市场顿时膨胀，价格低落，反使问题陷于进退两难。这项改革后来终与王田令同时取消。

此外，王莽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设置五均司市师，管理五谷、布、帛、丝等民生日用品的价格，遇货物滞销时，由政府收购；缺货涨价时，再由政府将存货出售，此法与汉武帝时的平准法相似，目的是维持物价平稳，防止商人囤积居奇。五均官又会对一般的工商业，如渔猎、畜牧、工匠等，徵收十分之一的利润。而荒弃不耕的田地和城廓中的空地，均须缴税。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缴布一匹，不纳者徵服劳役。又进行救济贫民的放款事业，称为「赊贷」，凡民间遇有丧葬、祭祀等事而无钱者，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叫做「赊」；凡欲经营事业而缺乏资金，可向政府借款，每年纳息一分，叫做「贷」。为打击豪强，王莽又把盐、酒、铁、铸钱、出泽资源和五均赊贷六种事业收为国营，由政府统一管理，称为「六筦」。

诚然，五均六筦是抑制兼併、裁制豪强的有效措施，只要实施得法，应可开发利源，增加生产，并能照顾人民的生活。然而，王莽竟以富商大贾执行这些政策，使他们可与官吏勾结，以新政为名，搾取百姓，弄得家家愤怨，民不聊生，祸乱因而爆发。

在王莽的改中，以币制的改革最荒谬，汉朝通用五铢钱已成习惯，人民均感便利，本无改革的必要。但王莽仿效周代货币子母权之法，将汉代通行的五铢钱禁了，多次变更币制，结果铸造出金、银、钱、布、龟、贝六种货币，共28种，强迫人民使用。这么复杂的货币，百姓莫说使用不便，甚至辨认也很困难，而且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尤为荒谬。又因王莽把新币的比值定得很高，所以改变币制一次，小工商业者和农民，便因币值的改变而破产一次。四次改变币制，平民损失严重。因为人民对新币久缺信心，豪强乘机盗铸五铢钱，私下流通。王莽为禁止私铸，定出十分严厉的法令，私铸的固然处死，甚至家中藏有铜、炭都被官吏指为私铸，邻近五家都算犯罪，家产都没收，男女没入为奴。结果是「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老幼涕泣于道路，无法生活。故此王莽的復古货币政策，完全失败，既使民怨沸腾，更使经济发生混乱，通货膨胀严重。

平情而论，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他理政的勤劳及改革的勇气，也是少见的。可惜他一味的迷信復古，脱离现实，结果招致失败。故可以说，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

东汉自和帝以后朝政日衰，终致瓦解。试分析其原因。

东汉戚宦相争之祸，始于和帝，而与其国运相为终结。促成其祸之由来，可说伏源于西汉武帝之时，酝酿至东汉才告成熟而爆发，而外戚、宦官的斗争，实引致东汉中枢政治之没落，进而促成东汉之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