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二帝皆奉行无为而治的路线，使汉室政治稳定，国力逐渐恢復，为日后武帝盛世打下良好基础。后世史家将文景两代四十年间专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两朝之政策，主要是减轻百姓负担，以使他们可过安定生活。文帝二年（178B.C.），即下诏将田租减至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时，更免除田租十二年。至景帝时，虽取消全免田租，但将三十税一订为定制。在算赋方面，文帝时亦有所轻减，由汉初十五至五十六岁每人年缴120钱，减至40钱。徭役方面，也由原来一年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役一个月。经文、景二帝的宽免后，经济日渐繁荣。

经济方面，文景二帝均重视农桑。文帝曾与皇后躬耕亲桑，并屡次下诏诫百官劝课农桑，奖励生产。景帝仍沿用文帝重农的政策，效法文帝亲耕的做法。另外，文景亦施行抑商措施，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以打击其地位。另一方面，又兴修水利，如修筑黄河堤岸，穿凿汾河渠道，以利生产。

文景除留意农桑外，更提倡节俭。文帝以身作则，不滥用锦绣，不大兴土木，他曾想建造露台，但因造费昂贵而放弃。景帝亦能秉承文帝节俭的做法，罢民间开採金矿珠玉，「不受献，减太官，常有蓄积，以备灾害」。而且注重官吏操守，考核官员，裁汰不称职而浪费公帑者。

文景待人宽厚，故曾减免刑法。文帝主张「约法省禁」，即位第一年便废除连坐，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即位第十三年，被孝女缇萦所感动，下令废除肉刑，改为「城旦舂」及笞刑。景帝二年（155
B.C.），改磔为弃市，后又减轻笞刑，犯罪者又可缓刑。另外，文景二帝均能赦免曾参与叛逆吏民。

同姓诸侯王于文帝时日益强大，蔑视中央，形同割据。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虽未有明令推行，却暗中接纳，故当齐王及淮南王死后便将其封地分成七国和三国，以求逐步削藩。景帝时，诸侯更为骄奢，御史大夫晁错主张下令惩戒诸侯，削减其封地，但命令一出，立即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乱平后，景帝实行中央集权，规定所有列侯皆留京师而不就国。景帝亦诛杀游侠，严待地方豪强，使他们有所收歛。可见景帝在处理一些对皇室不利的事时较为强硬。

对于外族政策，文景二帝亦取得有效成果。文帝初年，南越尉赵陀自立为帝，文帝亲自写信给他，劝他归附，结果赵陀受感动，自撤帝号，归于汉为藩属。而一直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匈奴，文景时仍沿用高祖的和亲及与其贸易的政策，以便羁縻。文帝晚年曾匈奴背约入侵，但文帝仅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无疑文景二帝所採的是消极策略，但在国力未恢復时，这不失为有效的方法。

素来史家对文景治道评价极高，班固《景帝纪》就以文景之治媲美周之成康。事实上，文景二帝以黄老无为治国，与民休息，令汉初国力渐復，为日后之隆盛培元养气，可知其对汉政局之影响甚为重大。

就经济方面来说，文景二帝轻徭薄赋，奖励农桑，令经济復兴，出现「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的繁富情况。加上二帝能恭行俭约，上行下效，蔚然成风，这不独令汉初朝野出现纯厚敦朴的风气，尤使汉室积蓄丰厚，人民生活改善。故至文景之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种丰实国力，为日后汉武帝对外开战及扩张，制造良好条件。对匈奴採和亲政策，亦省掉军费，对经济復原也有帮助。

但经济富庶的同时又渐生奢侈，商人乘时崛起，文景虽提倡重农抑商，惜未惠及广大的平民，反因商人可囤积居奇及兼併土地，出现了所谓「素封之家」。文帝晚年，取消「盗铸钱令」，于是地方豪强及富商大贾于是私自铸币，人民蒙受其害；诸侯也甚骄奢。当时的豪强大族「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暴之徒，以武断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而无田农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贫富的不均，加速社会矛盾的深化，也使任侠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