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是西突厥的一支，由我国西北部入居朔州地区之后，英勇善战。在保卫我国北部地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唐末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李克用被任为并州节度使，大批沙陀人又进入并州，以后沙陀贵族登上中原政治舞台，而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沙陀三王朝的结束，沙陀人在历史上消失了，再无出现过。其原因是大部沙陀人融入汉族，与此同时沙陀也极大地影响了北宋王朝，一定程度上，北宋也是胡化政权。

比唐朝更胡化？沙陀影响下的北宋文化

一般认为，唐朝胡化很深，李家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胡人，此外，唐朝受到西域的影响也非常深。相比较而言，宋朝由于丢了西北，和西域的交流也被隔断，且是五代十国之后中原汉人所建立的王朝，一般都认为是非常标准的汉人朝代，然而，宋朝的胡化虽然没有唐朝看起来那么明显，但沙陀文化却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宋朝，某种程度上比唐朝更深入。

爱吃羊肉的宋朝人

宋代马政不振，导致骑兵数量不足，其原因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争议。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在于宋王朝上下嗜食羊肉，养羊挤占大片草场。即便如此，宋王朝还需要从辽国、西夏进口大量羊只来满足国内需要。

唐人也爱吃羊肉，却没到挤占马政的地步。唐朝亲王以下到二品大官，每个月供给二十口羊、六十斤猪肉，宋代中产阶级却往往瞧不起猪肉，认为猪肉是平民的饮食。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北宋，竟然远比唐朝更爱吃羊肉。

网络上有“沙陀宋”的说法，虽然是调侃，但从对羊肉的嗜好来看，宋朝的胡化气味怕是比皇室有鲜卑血统的唐朝还强烈一些。

沙陀对于宋朝骑兵的影响

宋的法理，继承自后周及沙陀三朝，也不可能不受到沙陀代北集团的影响。我们由此探讨宋朝的文化基调，会发现宋比起唐王朝有更多的内亚特质。

唐建立之时，鲜卑人已经彻底融入汉人，而此前隋朝杨坚杨广父子对于振兴汉文化的努力，去掉了大部分的胡化气味，因此唐人的华夏荣誉感反而极为强烈，唐太宗就曾说“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出生于中亚的诗人李白也作诗云“胡无人，汉道昌”。

就宋而言，之前有沙陀三朝，更之前有安史之乱和河朔藩镇割据造成的河北胡化。虽然沙陀等来自内亚的异族勋贵在宋建立时确实高度汉化，与后世的女真蒙古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勋贵家族一直在宋王朝占据高位，有很大影响力也是事实。宋朝本质上是胡汉各族代北勋贵和士大夫的联盟，没有像唐朝那样经过均田制的改革，也较少顾及底层百姓的利益。

宋代初年的军事将领中,具有沙陀、奚等外民族背景者绝非个别。初使相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另一使相杨承信,同样“其先沙陀部人”;同系使相的郭崇,“父祖俱代北酋长”;李万全,则系“吐谷浑部人”。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石曦,“晋祖弟韩王晖之子”,系出沙陀;康延泽，沙陀军将康福之子；薛怀让,“其先戎人”；党进,“本虏族”；米信,“本奚族”。

这些勋贵将门，不仅互相联姻，更与宋皇室世代联姻，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宋仁宗皇后郭氏，就是郭崇曾孙女。

而宋代士大夫当中，一样有胡族影响。北宋之士人多出于河北、山西，正是唐河朔方镇割据，及代北集团发迹之地，其典型有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文彦博祖上姓敬，因避石敬瑭之讳而改姓文，显系石敬瑭宠臣，且汉族敬姓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南，集中在四川，则文彦博祖先很大概率是山西杂胡。

宋代崇尚“以步制骑”，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辽战争时期，追求骑兵精兵化，希图以少量高质量的骑兵与大规模的辽国骑兵斗争，其静塞军等精锐骑兵对辽作战时也确实有突出表现。第二阶段宋辽议和之后士大夫掌握舆论，马政才严重偏废。

我们可以看到，追求骑兵精兵化的思路，本身就体现出很高的内亚特质。沙陀铁骑天下闻名，然而李存勖灭后梁时，仅有骑兵万人，后唐鼎盛时也只有战马3.5万匹。代北集团击败契丹人，依靠的都是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和少量精锐铁骑配合。

内亚出产精铁良马，适合训练优质的重骑兵，但荒芜贫瘠，马匹蓄藏量远少于蒙古高原，使得沙陀、粟特等内亚民族都形成了依赖重骑兵与步兵配合的建军思路。再往上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他们也拥有精良的步兵，这显然是由于马匹数量不足的缘故。

北宋王朝前期的建军思路，显然继承自代北集团。从绘图文物上可以看到，北宋初年还有数量可观的具装弓骑兵，这是中亚突厥民族中常见的兵种，而极少见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

显然，由于内亚化的建军思路，对战马的需求量，本身远少于战马动辄近百万匹的汉唐，宋代的马政一开始就小家子气，而敢于将更多的草场用于养羊获取羊肉肉食，也不足为奇。

沙陀化的其他影响

除了导致宋人格外爱吃羊肉之外，沙陀化还给宋朝带来哪些其他的影响呢？

虽然五代宋初，“胡/汉”语境逐渐消解，各族都以汉人自命。但从五代时怒斥石敬瑭卖国的安重荣，本身同样与契丹人有所交往勾结，就能看到五代至宋的民族主义之虚伪性。

唐也曾对突厥称臣，但随后必歼灭突厥而后已。宋王朝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而全然不以为耻，在西北为了争取羌人义兵一度允许羌人杀死汉人之后可以用钱赎死，靖康之耻时更是做出以公主贵女向金人抵赔款的丑事。这无疑都证明唐朝的胡化只是表面，而宋朝之胡化渗入内里，导致骨气远不如一般汉人王朝。外交全无底线可言，正是胡人，尤其中亚西亚民族的特点。

而官民对抗在宋朝的极端烈化，对于底层人民保护的削弱，也未尝不可归于胡化的影响。

高度文明的帝国，一般都重视抑制土地兼并，维持自耕农数量，注重底层人民的保护。譬如汉帝国，唐帝国，以及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而佃农地位极度下降，乃至沦为农奴，底层人民权益被任意侵害，勋贵肆无忌惮，则意味着社会向奴隶社会方向倒退。

宋朝在拥有繁荣的文化的同时，底层人民保护却大大下降，不仅“不抑兼并，田制不立”，而且佃农地位如同猪狗，“富人敢于专杀”。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如果有地主打死佃客，只需罪减一等，发配邻州。

在落后的游牧渔猎部落，往往底层人民只是贵族的财产，没有任何人权。而号称高度文明的大宋，却“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岂不是咄咄怪事？

显然，沙陀在内的各族勋贵与汉人士大夫结合为新的利益集团之后，虽然自命汉人，但仍希望维持部族时代作为贵族的种种特权，对百姓可以随意生杀予夺。这就产生了宋王朝虽然文化灿烂，底层人民权益却极大倒退的特点。

结语

我们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不论在政治上、国防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作过重大贡献，胡化和汉化同样贯穿历史，汉族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其中也包含着沙陀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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