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历史名城设拉子有一座凯利姆可汗古堡，是由赞德王朝（1736年－1796）国王凯利姆所建。古堡门口的城墙上方有一副瓷贴画，画上的故事来自《列王记》。这是一部波斯语史诗巨集，由菲尔多西（Ferdowsi）在1010年左右完成。

菲尔多西于940年出生在呼罗珊(Khorasan)的一个村庄，《列王记》是他用一生著就的伟大史诗，记述从创世开始到被伊斯兰帝国征服之间的波斯历史。《列王记》最初是为呼罗珊的萨曼王朝(874年－999年定都布哈拉的一个割据王朝，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公们所作。这部史诗的内容虽以传说居多，却是了解大波斯文化区历史的重要史料，其影响所及不仅在今天的伊朗地区，还辐射到中亚、土耳其、阿富汗与印度，在历史上的突厥、蒙古等其他民族中也产生过广泛影响。

《列王记》出现之时，悠久的波斯文化正摇摇欲坠。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征服波斯，长期致力于消灭波斯文化，最主要的就是消灭波斯语。在此背景下，重视自身波斯文化认同的萨曼王朝统治者努力复兴波斯传统，这才有了菲尔多西创作《列王记》之事。

进入波澜壮阔的20世纪，《列王记》的命运历经沉浮。1921年之后的巴列维王朝对《列王记》分外尊崇，因为其所传诵的内容是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历史与文化。通过王朝的不懈努力，菲尔多西之影响深入伊朗日常生活，在德黑兰就有菲尔多西广场、菲尔多西地铁站、菲尔多西大街、菲尔多西街头塑像、菲尔多西国际大酒店，等等。

在巴列维王朝看来，伊斯兰教之前的波斯历史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1971年10月，伊朗举行了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庆典，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凸显伊朗历史的悠久和辉煌，当然少不了宣扬巴列维王朝在当时的成就。盛典相当于向世人宣告，巴列维政权与历史上伟大的波斯帝国实为一脉相承。

1979年革命后，新政府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那就是伊斯兰主义。菲尔多西的作品在一段时期内不再盛行，书店里也难以买到。

对本国历史的态度，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导向有关。近代以来落后于欧西的民族，普遍面临现代化的任务。而现代化不光是要富国强兵，更要从制度和文化上实现变革。这样一种倾向进步的巨大转型，需要一整套意识形态作为支持。它至少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落后了？

落后的原因当然会部分地归罪于某种传统和历史，但又不能彻底变成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把所有的历史都否定，会造成思想意识的混乱，因为现代化还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解决这一内在困境，需要对历史进行分类，即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

在历史上，笼统地说，除了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对其他民族而言在接受初期算是外来的。所以，这一历史节点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大做文章的地方。倾向世俗化的伊朗国王时期，当政者无法像土耳其的凯末尔党人那样大力排斥宗教力量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倾向性，即彰显另外一种传统，那就是远比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历史更为久远的古波斯传统。它可以证明伊朗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就已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就，已是非常伟大的民族。

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作为古波斯历史的叙事史诗，受到极大推崇，正是上述逻辑中的重要一环。当然，还跟它对波斯语的传承和发展的有巨大贡献。

20世纪的伊朗经历了两场大变革：1921年－1979年是走现代化道路的专制王权时期，1979年后走的则是伊斯兰主义道路。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大变革塑造了伊朗人不同的历史观，国王时期强调的是伊斯兰之前的波斯历史，伊斯兰共和国时代强调的则是伊斯兰之后的历史。这在当代伊朗人中制造出身份认同的冲突与危机。这也是为何菲尔多西的《列王记》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与之后有截然不同遭遇的原因。

两种历史观的冲突，代表的恰恰是伊朗发展的两种导向：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在今天，伊斯兰革命的激情已然逝去，无论走在伊朗各大城市街头，还是在霍梅尼的陵墓前，随处可见生机勃勃、活泼可爱的伊朗人。到底该如何评价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最终还将取决于伊朗人自己的态度。

伊朗的复兴需要树立民族自豪感，但无论怎样，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亚早已经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