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身毒道
从成都经云南至缅印的蜀身毒道，是史籍所载最早的中西交流线路。这条中西交流线路，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四川所产的蜀布、丝绸及邛竹杖等“蜀物”，西输印度，播至中亚，因而使成(都)之名(即支那)得以在印度出现并广为流传〔1〕。本文对此略作论述，就教于博学通人。
一、蜀身毒道的开通
蜀地商贾从事长途贸易直至印度的情况，文献记载颇多。《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详载张骞的西行报告，明言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商人所得蜀布、邛竹杖，即是在身毒“得蜀贾人市”，“往市之身毒”，就说明蜀身毒道贸易是直接的远程贸易，而不是所谓间接传播。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指昆明族之西——引者)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滇越(即盘越)的所在，张星烺以为是孟加拉；向达以为是剽越，即《广志》所谓剽越，地在今缅甸；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2〕，饶宗颐等以为应在阿萨姆与缅甸之间；汶江《滇越考》则认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为迦摩缕波〔3〕。今案汶江说甚是。可见，蜀贾人是通过东印度陆路通道进入印度地区的，这也是蜀、印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下》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滇是蜀出南中西贾印度的必经之地，位于云南中部。僰即汉之僰道，在川南宜宾与滇东北昭通之间，此为秦时五尺道的所在。邛在今四川凉山，笮在四川雅安、汉源等地，为古时旄牛道(或称灵关道)的所在。五尺道和旄牛道是从成都南行入南中的两条重要通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其间早有交通存在。这些史籍不仅说明了蜀人在南中进行商业活动的史迹，而且还清楚地记载了蜀入南中的路线，即通过旄牛道(西路)和五尺道(东路)分别南下至滇，殊途而同归。
上述诸证结合起来，清楚地反映了蜀人经南中入缅印进行远程贸易的斑斑史迹。从蜀人南贾滇僰(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滇濮”)、僰僮，西近邛、笮，“取其笮马、僰僮、髦牛”〔4〕，到蜀人出没于东印度阿萨姆之滇越，再到中亚阿富汗北部大夏商人所卖蜀布、邛竹杖，乃是“往市之身毒”，“得蜀贾人市”，而张骞在中央亚细亚之大夏（今阿富汗）所见唯一的中国产品便是蜀布等“蜀物”。这一系列史实，一方面表明最早入印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最早所认识的中国是蜀。把这一事实同印度憍胝厘耶《政事论》所载“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相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支那，即指古蜀；所谓cinapatta，即是蜀丝；中、印的记载原来都是出自一源的。丝绸、布匹、织皮、邛竹杖都是蜀地原产〔5〕，不论张骞在大夏所见从印度转手贩运的蜀布、邛竹杖，还是《政事论》所记支那的丝和织皮，都是由蜀贾人贩至印度出售的。因此，印度得以称蜀为支那，并非偶然，而是事有必致，理所固然。
进一步看，印度最早所认识的支那，必然是印、支之间有路可通，有丝可贾的地方。而在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地区只有蜀，而且支那这个词汇主要流行的地域是印度和东南亚，至若西方载籍中的seres等，则是由cina一词派生转译而来〔6〕，也表明它与中国西南有关，与西南文化之重心所在的蜀地有关。
南中自古富产铜、锡矿石，不仅中原王朝需要从云南输入铜、锡矿料，而且蜀地青铜器原料也须部分仰给于云南，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即取之于云南〔7〕，大概其铜、锡原料的供应也离不开这条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适足证实这个问题。
云南、四川西南和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出土大量贝币，表明两地均有以海贝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习俗。将川、滇古道上所出贝币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由蜀入南中的西南夷道和蜀身毒道〔8〕。可见蜀与南中的深厚历史关系，从政治影响到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诸方面，几乎无处不在。
以此再联系印度洋北部地区和东南亚自古存在以贝币为交易媒介的传统习俗，而云南各地和三星堆所出海贝中的环纹货币仅产于印度洋，以及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洋和南亚文化因素集结等来看，蜀与南中、蜀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关系很早以来即已发生，其滥觞至少在商代中晚期，约公元前13、14世纪上下〔9〕，延至支那名称初见于印度载籍的时侯，其间关系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所以，印度称蜀为支那，并不是偶然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有“身毒之民”，又说“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后一句固属有误，然而也可见到蜀与印度确实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而居于南中永昌的身毒之民，自然也会是将蜀之物产及声名播于印度的另一条渠道。可见，由蜀经南中至印度的蜀身毒道，从商代以来迄于汉世一直是开通的，张骞在中亚所闻，仅是其中的某些片断而已。
古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在蜀的西南即所谓西南夷之地，古称南中，“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10〕,分布着大量濮越人的群落。《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昆、郎等州皆滇国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则通号越，细分则有巂、滇等名也。”可见蜀地“南接于越”，即与南中之地包括永昌以西南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说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巂等在内的蜀之南中。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条件下，通过蜀贾直接贩卖蜀丝、蜀布等蜀物到印度的同时，关于这些物品的产地之名必然也会随之流布于印度。换言之，印度在接触到蜀丝、蜀布等物品时，对这些物品来源地的认识和了解，只可能是蜀，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地方。
南中长期受蜀文化播染以及蜀身毒道贸易长期为蜀所控制的情况，充分证明印籍所最早记载的支那是指古蜀国。这也与西方学者关于“支那是一个若干世纪以前的王国名称，这个王国控制着大陆与印度的商道和丝绸贸易”的说法〔11〕，不谋而合。除了古蜀以外，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地区具备这些条件吗？
二、古蜀丝绸与汉通西域前的南方丝绸之路
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12〕，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丝绸在欧洲德国尤其罗马帝国盛行。至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末），远远晚于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先秦时，位于西方的秦国不产丝绸，秦人一向被蜀人笑讽为“西方牧犊儿”〔13〕，就是说秦人主要从事畜牧，工商不多。秦国历史上向来重农抑商，商鞅变法后，更是变本加厉。虽然，战国晚期秦惠王为拉拢义渠，曾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14〕，但这“文绣千纯”应是蜀国所产的蜀绣，秦、蜀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15〕，其中必然包括原产于蜀国而声明远扬的蜀绣。严峻的秦法绝不允许商人大批买卖丝绸和丝织品，史籍中也未见秦国大规模地从其他地区进口丝绸，再经由西北边疆民族转手卖给西方的记载。考古学上，至今并没有出土秦国丝绸的事实，也是一个明确的证据。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张骞出西域西行，沿途在西域各国均有所见闻，知道西域各国国君“贪汉缯絮”，却并没有提到和听说过秦国出产的丝绸。这说明在汉王朝通西域以前，西域各国即使知道中国丝绸，他们能够得到的丝绸也少得可怜，所以张骞特别强调说西域各国国君“贪汉缯絮”。可见当时中国丝绸的西传，在西域沿线并不多，丝绸主要不是经由西域传往中亚和西亚地区的。
由此看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通西域道以前，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是从蜀身毒道西行。考古学家曾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发现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16〕。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联系到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是大夏人“往市之身毒（印度）”的记载，足证很早就有蜀人商贾前往印度从事长途贸易，而丝绸的西传，自然也离不开这条古道和往来活跃在这条古道上的蜀人商贾。
古蜀丝绸素称发达，从它的蚕桑起源之早这个角度便足可见其一斑。蜀王蚕丛氏在虞夏之际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起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尊青铜大立人像，身着内外三重衣衫，外衣长及小腿，胸襟和后背有异形龙纹和各种花纹。学术界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表明其冠、服为蜀锦和蜀绣〔17〕，这是有道理的。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弓鱼氏族类，其大量遗物已被发掘出来〔18〕。从各种文化现象分析，弓鱼氏文化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19〕。在弓鱼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不是偶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20〕，并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21〕，均为1．2经二重夹纬(含心纬)1/1平纹，或1∶1经重夹纬1/1平纹，经密36×3根／厘米，或56×2根／厘米。蜀锦色彩丰富，图案纹饰优美绮丽，多数可见于元人费著《蜀锦谱》，足见源远流长。蜀绣品种较多，图案多以神话为主题，花纹单位较大，呈二方或四方连续，绣法以辫绣为主，这些也都是后来蜀绣的特点，亦足见其源远流长。西汉扬雄《蜀都赋》所谓“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对蜀锦极尽赞美之词，是有充分根据的，一点也不过分。
由于巴蜀丝绸质量优良，产量亦大，所以从很早起就充当了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沿丝绸之路输送到印度和西方，对印度和西方文明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丝绸之路，是巴蜀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22〕，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蜀文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仿海洋生物青铜雕像也由此而来〔23〕。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24〕。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25〕，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和古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汉代和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当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北方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的物品相当多数是丝绸，而丝绸中的主要品种，便是出产于蜀的丝绸，其中大量的是蜀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先后出土大批织锦〔26〕，均为蜀锦〔27〕，其年代从南北朝到唐代均有，确切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也是经由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主要中国丝绸。因此，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28〕，就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了蜀锦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蜀锦、蜀绣不但分别沿南，北丝绸之路传播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而且还在战国时代向北通过北方草原地区传播到北亚，这条线路便是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上，在俄罗斯阿尔泰山乌拉干河畔的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群内(约公元前5—前3世纪)〔29〕，出土不少西伯利亚斯基泰文化的织物和中国的丝织品，丝织品中有用大量的捻股细线织成的普通的平纹织物，还有以红绿两种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和一块绣着凤凰连蜷图案的刺绣。刺绣图案与长沙楚墓出土的刺绣图案极为相似，有学者据此认为是楚国刺绣。其实，楚地织锦和刺绣素不发达，战国和汉代楚地的丝织品均仰给于蜀，长沙楚墓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均为蜀地所产，并非楚地的产品。因此，巴泽雷克墓内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必定就是蜀锦和蜀绣。由此可见，最早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输送到北亚地区的中国丝绸，是蜀地所产丝绸，而草原丝绸之路也是由此命名的，表明古蜀丝绸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与北亚地区文化交流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古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并由丝绸的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一个重要方面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个文明区的交流和互动，不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
注释：
〔1〕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2〕 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7编，第41－57页。
〔3〕 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4〕《史记．西南夷列传》。
〔5〕 蜀产织皮，见《禹贡》“梁州”，参考《说文》“纰”、“絣”等条。
〔6〕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7〕 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8〕 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9〕 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10〕 《华阳国志·南中志》。
〔11〕 D．D．Kosambi，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ndian History，P．202，此据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所引原著(英文)，《史语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
〔12〕 Philippa Scott,The Book of Silk,London:Thames & Hudson,1993,p.78。又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关于奥地利考古队在埃及发掘中发现中国丝织品遗物的报道。
〔13〕 《华阳国志·蜀志》。
〔14〕 《史记·犀首传》。
〔15〕 《史记·货殖列传》。
〔16〕 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9年第2期。
〔17〕 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18〕 《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9 〕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1、602页。
〔20〕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22〕段渝：《略谈南方丝绸之路》，《光明日报》，1993年5月24日。
〔23〕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24〕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25〕 《国事论》，或译《政事论》第11章，81节。
〔26〕 《新疆出土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75年。
〔27〕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28〕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文书》第3097、3066号。
〔29〕 〔俄〕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三星堆博物馆供稿）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