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能专政之原因

明代自成祖开始，宦官便在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而明之宦祸，始于英宗之王振，盛于武的刘瑾，极于熹宗之魏忠贤。然而宦官之得势，因素甚多，并非一、两点所能概括。现就各因素陈述如下：

首先是君主宠信所促成。明太祖鑑于汉朝宦官之弊，曾效法唐太宗禁制宦官，下令禁宦官预政领兵；不久又定宦官不许识字的禁令；其后更制铁牌置宫门中，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此外，又禁宦官与各司往来，不得兼外臣之职衔，不得着外臣冠服，并规定其官不得过四品，可见太祖是要宦官成为君主的忠诚僕人，不许他们掌握政事。可是，太祖却自乱禁制，以宦官承办观兵奉使等外事。【然而太祖始终能严密控制宦官，因此太祖时，宦官只能承命办事，无法专权。】明代宦官政治势力的抬头，实始于成祖，成祖为酬答宦官在靖难起兵时通报京师虚实及开城门迎降的功劳，改太祖遗训，重用宦官，以宦官出使外国，或统兵镇边，或出任监军，或提督市舶，或採办等，因此宦官的权势大盛。更重要的是，成祖设立东厂，又恢復太祖末年废除的锦衣卫，以宦官统领，负责监视臣民，甚至有权自刑讯的权力，宦官气燄更盛。【然而，成祖时期，君主仍有足够能力驾驭宦官，宦官并未独掌大权。】至宣宗时，在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又准司礼监太监遵照内阁票拟字样用硃笔批决奏章，称为「批红」，宦官开始参与政事，进一步助长了宦官势力的发展。可见，由于君主的宠信，使明代宦官逐步掌握到厂卫的控制和可参与政事，促使明代宦官能乱政。

其次，太祖之废宰相，亦导致宦官有弄权之机会。明太祖于洪武13年罢废丞相，将一切政权分由六部处理，而六部直隶皇帝，所有文武长官皆无裁断之权，事事均须请旨，从而使君权相权合而为一，但因事务繁多，君主难以独理，于是设有学士辅助。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受亲近，正式出现「内阁制」，然而，决策权仍由君主掌握。明中叶后，改为以内阁起草「条旨」，以票拟形式表达意见，经君主同意后，由宦官代为批决。可是，随着君主逐渐荒怠，与内阁日益疏远，宦官变为君主与内阁的中间人。其后，内阁的票拟更由司礼监的掌玺和秉笔太监直接批决，而皇帝谕旨也先由司礼监定出题目，再交大学士拟稿。这样，司礼监宦官便成为真正的决策者，内阁首辅强如张居正，亦需勾结宦官冯保。可见太祖废相确使宦官有机会弄权，难怪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有明一代之无善政，自高皇帝废丞相始。」【然而太祖之废相只是明代宦官乱政众多因素之一，若果只强调这因素，而忽略其他原因，则未免太武断，犯了以偏盖全的毛病。】

此外，明代宦官知识水准的提高也使宦官可乱政。明太祖时，曾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所以明初宦官是未尝识字的。但至宣宗时，因其叔高煦意图谋反，为免朝臣与宗室私通，以宦官为耳目，在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自此以后，宦官多通文墨，熟知古今，对政治的兴趣提高，而其手段更为高明。更重要的是，宦官识字后，可以协助君主批阅奏章，成为专权的资本。加以明科举採层层淘汰制度，士子入仕，只限科举一途，但求官者多，而官位少。落第士子，往往只屈居下僚，难有出头之日。相反，宦官虽为人鄙视，但一旦深得信任，便可得荣华富贵，因而有少数士子甘心自宫为奴，如刘瑾本为知识分子，其文章曾受同乡李东阳所推重，但甘于成为宦官，结果得宠于武宗。由于知识分子加入宦官行列，以他们的智识，加上能取悦君主，进而把弄朝政。

【应注意是，宦官干政，与学识并无必然关系，例如明代为祸最烈的宦官魏忠贤，便是目不识丁，只是凭君主年幼而专权。故此，通晓文墨有助宦官专权，但并非必要条件，主要是视乎君主对宦官的信任和驾驭程度。因为宦官权力是源于君主，只要君主有足够能力加以控制，宦官便无法专权，例如太祖和成祖时期，就是典型例子。可惜，明宣宗后，君主大多不理政事，对宦官的驾驭能力也较弱，以致出现祸乱。】

朝臣的趋附也促使宦官势盛。由于宦官权力庞大，朝臣无法对抗，反而争相趋附，以求自保，例如英宗时期，王振得宠，四朝老臣杨士奇对他亦无可奈何；神宗时期的张居正，亦因与司礼监交好，才能舒展抱负，可见朝臣求有作为，必须依附宦官。另一方面，明中叶后，朝臣又常为小事争执，气节薄弱的朝臣，更勾结宦官，排除异己，例如非东林党勾结魏忠贤对付东林党，就是着名例子。因此，《明史》说：「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燄不若是其烈也！」

明宣宗以后，君主多沖龄登位，亦是明代宦官能乱政的一项重要因素。由于君主沖龄登位，对军国大事一无所知，且喜欢玩乐，故此大多对繁琐奏章不屑一顾，将批阁奏章之权力交予宦官，使宦官权力大增。王振和魏忠贤便是分别乘英宗和熹宗年幼而擅权，而且肆行无忌。另外，亦由于明君主多年幼登位，见识又浅薄，往往未能驾驭外廷官员，以致明君主转而倾向依赖身边宦官。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宦官既不如朝臣专横，又无篡位能力，故君主可安心任用，并意图借助宦官协助来打击大臣，达致君主专政的目的。宦官因此势力渐大，造成宦官专权之祸，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代宦官条》明白指出导致代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是「人主童昏，漫不省事」。【赵翼同时举出宪宗稍能自主时，便将汪直疏斥不用，以及武宗后期亦将刘瑾擒杀两个事例，証明君主有意制裁宦官的话，在明代时是绝对可以，原因是宦官权力源于君主。可惜明代自宣宗以后，不是年幼登位，便是大多不理政事，庸碌无能，所以宦官才有机会专权。】

明中叶的政治腐败亦是宦官能乱政的因素之一。在明初叶，政局清明，所以尽管君主有任用宦官，但宦官均未有专权。但至明中叶，明内忧外患日渐严重，政权动摇，宦官势力有机会冒起。宪宗时，内有盗贼，外有毛里孙等外患，宦官汪直便得以崛起。因此，明宦官擅权与明室政治日趋腐败，是息息相关的。

总括来说，导致明宦官得势之原因众多，绝非一、两个原因可完全解释。

【明代是宦官专政的另一高峰。然而，宦官能否专权，全视乎君主的能力而定，例如太祖至成祖期间，充分驾驭宦官，便创出不少功绩，其中郑和下西洋就是着名例子。可是，成祖以后的二百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由宦官专政，使政治运作形成双轨形态，一方面是以六部为首的官僚系统，另方面则是由司礼监领导的宦官组织，形成皇帝、宦官、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应注意的是，明代君权高涨，因此宦官虽凭司礼监等具有制度认受性的组织专政，却始终受着君主控制，例如武宗对付刘瑾「片纸中夜下而晨缚」，与东汉和唐代宦官力量凌驾君主，甚至策立嗣君的情况，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