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太祖之君主专制措施及其影响:

明太祖兼有圣贤和暴君的双重性格，因此他的政治措施，有些极受称赞，有些却又极不合理。他出身微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位后严惩贪污，厉行法治，禁止好外戚宦官干政，开放言路，这些都是的一面。但他的「家天下」思想极浓，加上猜忌、残忍的性格，使他做出很多独裁、残暴的举动，足以抵消他的善政有余。

废宰相，是明太祖时的一件大事。中国旧制，宰相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综理大政，对皇帝负责。明初承袭元制，以中书省总理政务，左右丞相主理，下设六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图谋不轨」被杀，太祖以为相权过重，于是罢中书省，废宰相，一切政务分归六部，由皇帝总其成，变成君权的极度集中。

太祖的独裁猜忌，是不信任臣下的表现，这种表现，并不止废宰相的一项。他控驭臣下甚严，极尽摧辱，可以两事为例：一是折辱群臣，明太祖规定百官上朝时，必须跪拜之礼；有所奏，必须跪对；奏对逆旨，则当众受廷杖、鞭笞，甚而至死。朝臣的尊严扫地，这是明代特有的酷刑，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污点。二是滥兴文字狱。历朝的文字狱，多是因为有人公开讪谤朝廷或诋毁皇帝而发生的，但明初的文字狱则不同，有人往往为了一两毫不相干的字，而被处死。例如有人因奏章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因光者，薙髮也，生音近僧，则音近贼。明太祖疑是有意讽刺他以前的身世，便将他处斩。

太祖的猜忌性格，到晚年更变本加厉，他晚年曾有两次滥杀功臣。一次是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多至三万人，另一次是蓝玉案，株连的人也达一万五千人。太祖对臣下这样恣意杀戮，心理显然有些变态，究其原因，仍是家天下的心理作祟。他深恐自身死后，子孙无力驾驭群臣，而当时朝臣的有材武的人，为数甚多，因此想于死前加以剷除，以绝后患。

猜忌性格的另一表现是层层监察，中央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地方上则有十三监察御史，考察官吏得失。此外，太祖为了镇压叛逆、「不忠」，特设锦衣卫，可任意缉捕、刑讯、杀人而不必守「明律」，以兵兼刑，可说是一个御用的特务组织。

明太祖在加强专制的同时，还把他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一部分授以兵权，如燕王棣，驻守北方，防御蒙古，另一部分驻于内地，监督地方，遇朝廷有事，则出兵勤王。

明太祖种种专制集权措施，无疑大大加强了明王室的统治力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亦为明朝的统治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自太祖罢相后，政治大权皆集于皇帝一身，固然可以防止权臣弄权。太祖乃英明勤政的开国君主，尚可勉强应付。但仁宣以后，内阁大学士权力日重，也可分担政务，但其后各帝长于深宫，大多昏庸，不常到内阁，于是皇帝和内阁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交太监，再由太监呈上皇帝，这样太监就可弄权，甚至批红的实权，也落在太监手里。太监掌握了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不问而知，政治必然黑暗腐败，故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相始也。」其批评可说是正确的。太罢相的本意，原想提高君权，岂料丞相罢去后，君权确是提高了，然而接近皇帝的宦官，又代之而起。太祖虽曾立铁牌于宫门，禁止宦官干预朝政，但其后世子孙不遵遗训，所以明代宦官之祸较历代严重，政治的腐败亦比历代为甚，确是出乎太祖意料之外。

其次，太祖分封诸子孙为王，自以为设计周详，可免皇室孤立的弊病，却因各藩王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因而逐渐造成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形成中央、地方对峙，怀有野心的藩王更可兴兵造反，结果于太祖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惠帝皇位，至武宗寘鐇及宸濠又先后叛变。令太祖原欲封王巩卫皇帝的原意，反成皇帝之遗害。

再者，太祖设锦衣卫，可以随意捕人，一经被捕又可以任意罗织罪名，任意敲打，非法凌虐，甚至杀人，这些制度，完全不依「明律」。明太祖立法之初，曾痛斥「元律」苛刻，声言要另立简明的法律，以免人民误投法网。但其结果，明的朝臣亦动辄受廷杖至死，得不到法律保护，普通百姓更不必说。

最后，太祖为巩固政权，驾驭士人，镇压人心，大举杀戮功臣，对朝臣经常施以廷杖、鞭笞、滥兴文字狱。从此有识者不敢有所作为，柔懦承旨贪生怕死者却充斥于朝，也造成士人无气节，这点可以明亡时大臣变节投降给李自成或满洲看出。明的政治风气败坏由此而起。

明太祖的专制措施，既使中国政制更趋独裁，且往往带来明太祖所期望的相反效果，导致明代政治深受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