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后，他们接管了瑞典传教士的印刷机器，出版《“东突厥斯坦”自由报》、《独立》杂志，在期刊中大肆反汉，叫嚣“吾人今虽脱离汉人之压迫，但犹未脱离东干(回族)……黄汉人与‘东突厥斯坦’本无丝毫关系，黑东干亦无多大关系。东突厥斯坦者，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作吾人之父母……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等均须打倒，并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可以这样认识：20世纪30年代在喀什出现的那个分裂政权在短期内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它所散布的毒素，如否认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烈的反汉情绪，等等，却一直在毒害着某些人。事实上这就是“双泛”对新疆社会稳定所构成的严重危害。

其三，帝国主义及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支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这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资料表明，国外敌对势力直接参与了1933年南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如从苏联逃入新疆的巴斯马奇匪帮头目贾尼拜克，此人竟然成为和田暴动队伍的指挥官，于1933年6月带领一千余人的队伍进入喀什；另一名叫陶菲克巴依的叙利亚人，自称是“穆圣后裔”，手下也有一支由数百名外籍人组成的神秘部队。此人直接参与策划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沙比提大毛拉就是由他护送进入喀什的；还有中亚乌兹别克人色以提·瓦底江，当时在喀什自称总司令，带领武装部队参与分裂活动。还有一些土耳其人、阿富汗人等，在那场分裂丑剧中均扮演过可耻的角色。上述史实说明，在分裂活动中，国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与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勾结在一起的。

然而，在1933年南疆分裂活动中扮演最不光彩角色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用炮舰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领土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又将魔爪伸向中国的边疆地区。他们在西藏、新疆等地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而最阴险的一手是策动所谓的“独立”。英国人准备把“南疆与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起来，建立大伊斯兰教国。”1933年6月，英国通过印度政府派遣大批间谍潜入新疆喀什各地，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英国政府为此专门提供了5l万卢比作为活动经费。我们从已经公布的英国驻印度事务部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官员经常与南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头面人物接触。早在1934年就有人写文章揭露：英国人“正在仿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的手法，在新疆策划伊斯兰教共和国，由本地人士出面，他在后面做后台老板……伪府的援兵、伪府的枪弹和金钱以及参赞军事人员都是由英国方面来的。”这一切说明英帝国曾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3．40年代反分裂斗争

1944年9月，在新疆伊犁、阿勒泰、塔城爆发了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即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在三区内存在着“双泛”的影响及其危害，当然也是对全新疆的影响和危害。

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通过了9项宣言，其中第一、二项是：在“东突厥斯坦”的领土上，彻底根治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对三区的影响非同一般，它已经不是地理名词，而是与分裂中国领土联系在一起，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又在军旗的一面写着：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而前进。

利用“双泛”严重危害三区的代表人物是艾力汗·吐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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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苏联乌兹别克人，因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于1924年被关进监狱，1927年越狱潜逃至新疆，1937年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获释，1944年在伊犁成为“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时：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自封为武装部队元帅。三区当时的各项重大决策，包括“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的使用，主张独立等，艾力汗·吐烈是主要决策人。那一时期，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大量言论，观其内容，几乎全部在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他的煽动下，三区出现了反汉排汉，企图脱离祖国而独立的严重局面。

为消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三区的危害，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作了不懈努力，贡献很大。

从1945年10月起，三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行和平谈判。三区代表没有坚持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1946年1月2日，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是以中央政府和新疆暴动区人民代表的形式签署的，在全部条文中，均未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也未使用“独立”二字。6月6日签订《和平条款》附文(二)，也是以中央政府代表和新疆局部事变人民代表的形式签署的。这就说明三区代表已经完全否定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及其要“独立”的宣言。对此，阿合买提江说： “我们签订《和平条款》，就承认了我省是中国的领土。”

6月27日，伊犁临时政府举行会议并发布第324号决议，决定从次日起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称，成立伊犁、塔城、阿山专署；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义出版的报纸，改为专署机关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由阿合买提江主持的。

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其身份从谈判成员变为首席代表(原首席代表是赖希木江·沙比尔)，又在联合省政府中担任副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说明他的作用和威信在三区是首屈一指的，以上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都与他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十一项《和平条款》的签订，整个扭转了三区革命初期闹独立搞分裂的偏向。那个坚持搞分裂的代表人物艾力汗·吐烈也在伊犁销声匿迹，被苏联高级顾问团遣送回国。

8月22日，在联合省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阿合买提江说：“东突厥斯坦不过是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但是，阿合买提江的观点在三区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东突厥斯坦”一词仍在使用，有人仍在鼓吹“独立建国”。1947年9月17日和12月9日，张治中在给阿合买提江和赖希木江的信中提到：伊方(指三区)无论口头上、文字上乃至心理上都只有“东突厥斯坦”。所以他希望停止“东突厥斯坦”的宣传。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在伊犁成立，阿合买提江担任主席。12月，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团”并入“新盟”，“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在三区才被废止使用，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及危害仍然存在。

1945年10月，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跟随张治中返回新疆，并在政府部门担任显要官职。麦斯武德先担任新疆监察使，1947年5月一1949年1月担任新疆省主席。1946年7月1日联合省政府成立，艾沙任省府委员；穆罕默德·伊敏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49年1月升为省政府第二副主席兼建设厅长。其实，这几个人乃是国民党豢养的货真价实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都有一笔传播“双泛”、进行分裂活动的历史老账，返回新疆后，利用合法身份又变本加厉地传播“双泛”。因此，他们给新疆的稳定留下的隐患也是最为严重的。

麦斯武德于1935年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当上“国大代表”。那一时期，他曾在艾沙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新疆操突厥语的民族是“突厥族”，他反对移民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称新疆之不安宁全是内地去的移民和军队造成的。他还伙同艾沙、穆罕默德‘伊敏上书蒋介石，“陈述他们对新疆高度自治的要求”，结果震怒了国民党当局，其活动曾一度受到限制。

艾沙是新疆英吉沙人，1927年随陈德立到中国驻苏联塔什干领事馆任翻译，在那里接受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1933年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先后担任军委参谋部研究员、立法委员等。1934年在南京创办《边铎》杂志，出版了6期后改名为《天山》。在此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译文，其内容全部集中在反苏、反共和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上，他别有用心地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穆罕默德·伊敏，1934年从南疆逃亡至国外，曾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秘密会见日本公使北田正美，请求日本出兵，帮助他实现“新疆独立”。1940年，在克什米尔出版了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此书主要内容，一是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二是篡改、编造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成为专门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反动宣传品。1943年，穆罕默德·伊敏被艾沙请回陪都重庆，曾担任国民党中组部专员。

1944年10月，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以新疆旅渝同乡会之名义，在报上发表“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公开提出要将新疆民族定为“突厥族”，要将新疆改名为“突厥斯坦”，当时引起舆论界的一致谴责。其中黎东方教授列举了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但是穆罕默德·伊敏一伙仍然喋喋不休进行所谓论战，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丑恶面目。

麦斯武德等人返回新疆后的那一时期，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泛滥。由于他们均有职有权，因此可以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活动。

1946年6月24日，他们成立“阿尔泰出版社”．，从名称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出版机构，实质上却是一个泛突厥主义组织。成立时有一千余人填写履历表加入该组织，麦斯武德任主任委员，艾沙任社长，穆罕默德·伊敏任总编辑，在区县各地还有分支机构。

该组织以出版刊物、书籍、组织学术活动为名，实际上是在大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如1946年年底出版的《自由报》，至1949年4月共出版了270期，在每期的报头都写着“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故乡是突厥斯坦”。在定期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都在宣讲他们编造的所谓“历史”，穆罕默德·伊敏就曾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的前身)大讲“东突厥斯坦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人的故乡，在东突厥斯坦只有维吾尔人是主居民族，有做主人的权力，其他都是客居民族，没有做主人的权力”。对此，包尔汉曾到新疆学院予以有力批驳。他指出“新疆两千多年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个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是犯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穆罕默德·伊敏得知后，辱骂包尔汉是“民族的叛徒”。在维吾尔文的书写中，新疆一词被他们偷偷摸摸改为“中国突厥斯坦”，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均被写成“突厥民族”，甚至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新疆专用”法币也偷偷改为“中国突厥斯坦”法币，由于发现及时，当天即被收回并全部销毁。

麦斯武德等人在鼓吹“突厥民族”、“突厥斯坦”的同时，另一方面大肆反汉排汉，散布反汉言论，煽动反汉情绪。在南疆禁止用汉文书写会标，有些县的学校禁止使用汉文。他们的反汉言行，使已经离开新疆的张治中也无法忍受，他写信质问麦斯武德、艾沙：“这些言论是不是有着反汉的意识?对于各地的指示有没有反汉的意思?”指出“反汉的意识乃至秘密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新疆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和注意”。

1949年8月，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公开与马步芳和新疆的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企图破坏新疆和平解放。9月，当新疆各族人民满怀激情迎接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的号角已经奏响之时，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伙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从南疆逃亡国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麦斯武德被逮捕入狱。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