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传统丝绸之路，刻下最多最深痕迹的民族，应是我们泱泱大族——汉民族，较早的还有月氏，而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不断迁移的蒙古高原持续涌现出来的强盛游牧民族，诸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等。
漫漫万里丝绸之路，是一个个民族，用血泪和汗水，书写的迁徙之路。
自八百里秦川，经千里河西走廊，穿戈壁沙漠古西域绿洲，万里丝路，不知留下多少民族迁徙的足迹。华夏沃土滋润，不断崛起之游牧或农耕民族，每当强盛之际，就会向着东方富庶之地，向着西边肥沃绿洲，不停地迁徙，寻找更为适应的生存环境，为民族的繁衍强盛，由此冲击另外的文明和地域。
一个民族的崛起，伴随的是另外民族的衰弱，乃至灭亡。甚至，还会带来民族间“多米诺骨牌式”大迁移。
形成汉民族的主干炎黄部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不断迁移的民族。正是在不断迁徙中，才实现了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
在渭河平原发展的炎帝部落，因推行“刀耕火种”农业，给姜炎族带来了丰富的物产，带来安定的生活。但同时，随着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土地面积的相对减少，土地肥力的逐年递减，也给部落带来迁徙的必然。
除留在原地，后来联合伐殷，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和姜姓羌族外，姜炎部落大部分成员不得不离开故乡，开始向别的地方转移。一支溯渭水向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以游牧渔猎为生，逐步发展为后来的羌族；另一支主力，则顺渭水东下，过伊河、洛水进入中原，后经阪泉之战，与黄帝族融合并向南发展，势力覆盖了几乎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
但是，成为华夏主体民族的炎帝部落，并未停止迁移。在炎、黄两部落内部暴发冲突后，炎帝部落部分成员，在帝榆罔率领下，历经坎坷，来到长江、汉水流域，仍袭称神农氏，很快成为南方江汉间的部落联盟首领。此后，炎帝成为南方的神，南方有了“炎天”之称。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华夏的秦帝国，在此之前，也是一个不断迁移的部落或行国。秦人是原住在鄂尔多斯原野羌族的后裔，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顺黄河而西下，缓缓向西南移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于甘肃西南黄河河谷、洮河河谷。新石器时代中期，秦人离开甘肃西南东徙，同时东迁的还有诸羌之族，其中首先进入中原的就是周民族。
万里丝绸之路东部的陕西宝鸡，华夏民族起核心作用的周民族发源地。“西戎牧羊人”羌人，为周民族始祖，曾多次被迫东迁和南迁。最早生活在渭水上游，在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漆水、沮水一带。到古公亶父时代，受北方游牧部落薰鬻、戎狄的逼迫，不得不放弃生活许久的豳，带领本部落的人，迁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定居，以此形成了以周部落为核心，由各氏族部落结成的”永久联盟”，奠定了周民族崛起的根基，在华夏历史上，浓浓书写了精彩的一页；
丝绸之路重镇甘肃天水，秦人入居、兴起和建国的历史舞台，秦人、秦族、秦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继建立前秦、后秦，乃至鲜卑族乞伏氏据有秦州称西秦，上演一幕幕精彩的史剧，都在这块土地；
丝路上的兰州，曾是古代羌人居地。兰州以西，至武威、张掖、敦煌的河西走廊，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月氏游牧之地。再后，强盛的匈奴取而代之，直至强盛的汉民族重返河西。南北朝五代十六国华夏大分裂时期，河西地区又成吐蕃、党项、羌、蒙古诸民族，表演的大舞台，驻牧时间长达600年；
新疆的古西域众多绿洲城池，更为众多民族，提供了纷纷登场表演的舞台……
中国史上，具传奇迁移史的民族，恐应算月氏了，竟在天山南北坡、河西走廊、山西南部和西域伊犁河谷、楚河河谷，乃至中亚范围间游移，东西距离竟达四五千公里，时间长达一千余年。《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１０余万，故强轻匈奴。”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约在春秋战国期间，游牧部族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是河西地区最早的开发者和建设者。秦及汉初，月氏强大，后在蒙古高原称雄多年的匈奴，当时也不得不送质子于月氏。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并在公元前205前后，先后举兵攻打月氏。至此，月氏便开始了“梦魇”般的长途迁移，向西数次迁徙。公元前177年前后，匈奴再次追杀月氏。大败后的月氏，又西迁至准噶尔盆地以西。数年后，老上单于时，月氏又被追踪而至的匈奴军队打败，乃更远遁伊犁河流域。史称西迁之月氏人为大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即为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岂知，此时定居伊犁河谷的月氏，已经征服了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大夏，由游牧民族生活，开始转为定居。加上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很少受到外界的侵扰，再也不愿与匈奴打仗了。
原居嘉峪关一带，依附于匈奴的乌孙族，被匈奴指使，追逐月氏而移国于伊犁河谷和伊色克湖地带，也算是迁徙民族中罕见之现象。后来，乌孙人被柔然“所侵，又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不断的西迁，乌孙以后渐渐衰弱。到了西突厥强盛时，乌孙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部落而已。
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造成月氏、乌孙西迁的匈奴人，也有一部神奇迁移史。几乎与秦帝同时，匈奴汗国统一了漠北漠南草原。在与强盛的西汉、东汉帝国对峙，征战不休400余年后，匈奴终致不敌，加上东方新兴的乌桓部落袭击，甚至连在漠北草原，也无法立足。除投降东汉王朝的外，一部分匈奴人，向西流亡。300年后之4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歌特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入侵罗马帝国，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沦亡。
突厥，这个继匈奴之后，在漠南漠北及西部地区生活过很长段时间的古老民族，曾对中原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建立过世界闻名的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以及后突厥汗国。据考证，突厥部落最早生活在今西伯利亚阿巴坎河的阿辅，和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剑水一带，5世纪，迁移到西域高昌国北境。552年，阿史那创建突厥汗国。在木杆可汗统治突厥时，曾派兵征服中亚细亚的七河流域。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西达里海，南到阿姆河，北到贝尔加湖。
与漠北草原民族经历类似，回鹘族最早处在突厥部族统治下，强大后即驱逐了突厥人，在漠北地区建立了回鹘汗国。9世纪中叶，他们又被漠北崛起的另一少数民族——黠戛斯部落驱逐。回鹘汗国的重要贵族，统率一支人马，迁徙至西域地区，与河西走廊、吐鲁番、焉耆、库车以及其它土著融合，建立起虽然呈分裂状态，但仍以回鹘人为主的若干地方性政权。其中就有统治吐鲁番400年的高昌回鹘汗国。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成为宋时的甘州回鹘。另一支则越过葱岭，远入中亚细亚。现新疆占主体的民族——维吾尔族，其民族起源就是回鹘族。
13世纪，“横空出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草原涌现出的骠悍蒙古部族。其迅速崛起带来的迁移，震动了世界格局。短短数十年内，蒙古贵族以武力和血缘结合，创造了空前广阔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后来分裂成若干割据的王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通过漫长沙漠丝路，以及再北边的草原丝路，几大汗国相互沟通，进一步促进了丝路的繁荣。
再说下沿草原丝绸之路东归的土尔扈特，土尔扈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族4大部落之一。16世纪末，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受东南北的准噶尔、哈萨克和沙俄强敌窥视，只能向西南一路迁徙。到17世纪初，其最西端的牧地，延伸至伊希姆河和鄂木河一带。后来，又有一部土尔扈特人赶走了诺盖人，进入乌拉尔河，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游牧。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土尔扈特部一直和清王朝，和厄鲁特部落保持联系。沙皇强征土尔扈特，参与对土尔其的侵略战争。土尔扈特伤亡巨大，尚不能满足沙皇之胃口。忍无可忍的土尔扈特人齐声呼道”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3.3万余户，16.9万余人的庞大队伍，踏上了东归祖国怀抱的征途。艰辛的旅途中，土尔扈特不停击败沙俄军队的追堵，打垮小帐、中帐哈萨克的进攻。一切困难险阻，均未吓倒决心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1年多的长途迁徙，付出了9万多人的牺牲，所带牲畜损失六七成的代价，终于在1771年6月，回到了祖国。“逾坑格尔图喇，已入中国地界，济纳拉喇（沙俄将军）乃引兵还。”
这个震惊中外、永垂青史的民族大迁移，赢得清王朝的高度重视。美国作家Ｗ．Ｌ．芮弗曾说：“在整个现代史上，还没有发生可以与逃离俄国女皇暴政的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大迁徙相提并论的事例。”
曾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原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１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其中的拓跋鲜卑等部落，开始由东北向西南迁移。魏晋时期，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若干小国。后来，在与各部族的长期战争中，拓跋氏势力日益壮大，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在统治长达148年的时间里，北魏对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大融合、大统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比清王朝更早、也更为彻底汉化的民族。
仍留在故乡的鲜卑人，后来被人称为室韦。明末清初，室韦中的一支又改称锡伯。同兴起黑山白水，但又惧怕锡伯族勇武善战的清王朝，对其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令锡伯族３次大迁徙。1764年，锡伯族开始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路程最为遥远的迁移。自盛京（沈阳）出发，扶老携幼，加上沿途汇入之族人，共达5000人。经过两年多时间，先后抵达伊犁河南岸，在今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定居，担负起1.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戍卫边疆的重担，范围东至塔尔地、西至七河、南至乌孙山腹地、北靠伊犁河。保卫祖国西域边疆，锡伯族官兵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直至现在，锡伯族人仍以其精湛的射箭技艺，在国内体坛称雄，故有箭乡称号。
考察民族迁徙的历史，我深深感觉到这壮观的民族大迁徙，与迁徙民族居住地生态环境衍变有关。生态环境转优，可进一步促进民族间文化沟通、融合；而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国破家亡，民族消失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考古学上的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晋陕黄河两岸黄土高原区。据考证，历史上曾有个时期整个亚洲的气候和环境发生变化，许多原先无法生活和生存的地区，此时成为人间的乐园；而一些原本适宜于生产和生活的地区，却因气候变化不再有优势。于是，在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北侧至贝尔加湖之间的少数民族，加大了互迁的力度。恰在此时期，商王朝又极力向北扩张。由是，黄河流域的古老部族，便与北方草原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出现文化和民族的相互交融。
曾居青海湖一带的吐谷浑，则是另一种记录。原属辽东鲜卑族的吐谷浑，从辽东西迁，一路上过华北，绕漠南，经陇西，涉湟水，兼鄯善，入且末。其间举族携众，马牛毡帐，艰涉之苦，可想而知。定居西海至柴达木盆地广阔草原的吐谷浑，曾强大到不断骚扰中原地区，尤其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立国350多年的吐谷浑，后来突然覆灭，虽然表因是吐蕃王朝背信弃义，铁骑突袭骤至而灭国。但究其深层原因，具体表现在吐谷浑的统治腹地白兰——今柴达木盆地，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退化，山原植被减少，内陆淡水河大量干涸，导致畜牧业与农业萎缩，国力大减，遂被新兴强盛的吐蕃王朝顛覆。
一条丝绸之路，书写了中国汉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血与汗的开发史与战争史，每次的民族迁移都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