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邺北城时，戚里、长寿、吉阳“皆贵里”，是贵族阶层、高级官吏居住之地，体现出身份等级在城市的居住分佈。北魏洛阳最初也按地位居住，《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车骑将军张景仁“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市〕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62。这正是里坊有等级划分和不同阶层的人分别佔据的特点，说明民族因素、士家大族门第因素影响着居住区块的分配。

韩显宗强调居民仅以“官位相从”的缺点，建议里坊内“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伎乐、工商、士人不相混杂，于是出现西郭寿丘里为宗室所居，南郭四夷里为外域商客所居，东郭建阳里属一般居民里坊的居民分佈。至于里坊内的户数“大者千户、五百户”，与里坊面积的大小关系不大，主要是居住人口成分所致。韩显宗还有更深的意图：“顷来北都富室，竟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63。实行这些措施的建议，则是里坊制度下城市内在精神的深层变化。而里的命名多选择孝、仁、德、修、昭、睦等等，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准则64。

“城，以盛民也”65，先秦时代即如此，里“作内政而寓军令”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明确。汉代居民组织最小行政单位是里，管理者是由里民推举的父老，可以对里民制定法规。到北魏时里与坊虽然不完善地融合，却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即出现制度化、封闭式的“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里坊。如果强调的不是一般的居住功能而是一种严格规划和管理，中国城市中的里坊制度，应该雏形于北魏平城，成熟于北魏洛阳。其原因是以部族制度逐鹿中原的北魏鲜卑与编户齐民的华夏制度剧烈的碰撞中，在城市规划中创造性地选择了新型的里坊形式，使北魏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大规模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使北魏政权以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防波堤，与城市规划中的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的城市佈局出现了奇妙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