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游牧部落为基础的人群有组织地进城，导致了北方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是发明新型城市格局至关重要的原因。直到北魏迁都洛阳前，鲜卑君主率众亲征时还常把掠夺的物品普遍班赐，体现了游牧民族共有分配的习俗，进入农耕地区后，需要有条不紊地将这些部落演化来的臣民安排永久性的居住地点，华夏制度中的“编户齐民”必然更加得到重视。鲜卑人建立国家后，到一代英主孝文帝时，已经意识到掠夺、征服的武力方式并非治国之道，必须用政治手段管理庞大的国家，实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正是对自身传统的决裂。当时的迁都决策并非得到所有人的贊同，因为这会使代北六镇的武人失去地盘的依託，由“国之肺腑”而“役同斯养”了，这些人不满自身地位的低落，称“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56。但是北魏的汉化政策是整套的措施，班奉禄、行均田、立三长后，以掠夺为主的情况大大改善。如同推行均田制中计口授田等体现平等的原则一样，用设定区块的方式安顿这些有组织的部落是合乎理想的方式。北魏末孝武帝自洛阳西奔投靠宇文泰，“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57。周一良先生认为“‘六坊之众’自是北人，亦即所谓‘六州’。陈寅恪先生云，疑六州军人及家属群居其地，遂曰六坊。尤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58。如同今北京城仍留下西二旗、西三旗、正白旗、正黄旗等地名一样，与满清入关后以旗为单位按地块安置迁来的部众有关。

“北魏迁洛，京师户十万九千余”。孝文帝不可动摇的迁都决心背后，面临巨大的人口安置的压力，对北魏来说并非是不可解决的严重问题。尽管有“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的情况59，但十六国以来的战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豪强纷纷建立坞壁以自保，纳入北魏新政权控制后，成为事实上的社会基层组织，其首领往往被任命为“戍主”、“坞主”，具有一定的军事化面貌，容易整体迁移。就北魏原有的部族而言，“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60。部落性群体在向城市居民转化的大趋势中，反抗势力被北魏统治者的强制措施轻易的化解了。均田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里坊制则是对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里坊制度使具有军事化性质的部落人口向城市行政管理化的居民过渡，原来相对独立的游牧组织也向定居后城市统辖下的里坊组织转变。

这一过渡和转变开始时也有波折，游牧组织的余绪常引发事端。《魏书·甄琛传》载：

琛表曰：京邑诸坊，大者千户、五百户，其中皆三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贼盗。

刚迁进都城，贵族豪门仍企图佔据一方，称霸里坊，后来任命专门管理机构和官员，试图将任何人都变成里坊中的编户居民，里坊内部管理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部落基础在城市中逐渐淡化。《魏书·广阳王嘉传》载：

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週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復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

筑坊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控制坊内居民治安而最终达到“奸盗永止”。北魏时韩显宗也上书对城市管理提出诸多建议，提出：

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定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