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时期的民族融合中汉化是突出事件。孝文帝和他的祖母冯氏执政期间，汉化改革方案中有服装改革，南朝士大夫所着褒衣博带式服装，由皇帝带头穿着，并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推行，这种措施率先在平城执行，在保留至今的石窟造像中得到反映。平城附近约三十里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据研究第一期石窟（即昙曜五窟），既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徵，又创造出新的风格，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第二期石窟开凿的时间相当于文成帝死后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许多重要的窟龛开凿于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的大变化就在这一时期开始。窟形和建筑形式，出现竹木构形式的汉式楼阁、殿堂和佛寺49。表现在城市设计上的汉化改革，便是农耕汉人的筑城防御的做法成为学习的对象，诚如刘淑芬在谈到魏晋北朝筑城运动时论及“用夏制夷，莫如城郭”的道理一样50。鲜卑人入主中原，其他游牧民族逐渐成为对手，对付以骑兵野战为特长的入侵者，学会筑城守城之术十分必要了。

此时中原古城的特点，通常城内主要是宫殿、衙属，居民大都居城外，遇到侵犯时常常是把居民迁到城内据险守卫。而北魏迁洛阳时的情况不同，新佔领区内原来就存在拥有土地的农耕居民，大量迁来的人口不可能完全穿插在东汉西晋旧城周围，祇有“大筑郭邑”纔能解决现实问题，对筑城经验不多的游牧民族来说，既要模仿中原农耕民族政权的城，又要扩大范围纔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此外，原来游牧民族生活习俗也需要空间广阔，从而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新城。

“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径途洞达”51，可见北魏离开盛乐后筑城指导思想的变化。《魏书》卷二三《莫含传》附其孙《题传》的记载更直截了当：“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52平城曾有三次连续进行的重大修建，泰常六年（421）“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泰常七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一年后“广西宫，起外垣墻，周回二十里”53。虽然平城考古发掘调查很少，但可以肯定已经有了经过统一规划的里坊，大小不等，是封闭式结构。《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平城“其郭城绕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闭〕坊搜检，以备奸巧”54。这是对北魏平城内部形态的重要描述。

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尽管对东汉西晋旧城的残垣断壁也进行了修葺，但创建外郭城是营建工程最大、改变最深的举动，动用了5万人，“四旬而罢”55。这座“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都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花费巨大人力和财力修建的外郭城恰恰是里坊所在。

北魏以洛阳为都城有四个背景特点。第一，以政治、军事为主要目的的王朝迁都，不光有皇室和官僚机构，同时还随同一大批人口，宫室、衙署几乎要佔尽原来的洛阳旧城，其他众多的人口如何安排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除了在旧城外部重新扩展郭城外，几乎别无选择。第二，从城市建设上看，该城是先规划后入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令司空穆亮、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负责经营洛阳新都，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等确定新都宫殿、门阁之名，两年后的纔正式自平城迁都洛阳。第三，规划新都时原来平城的里坊雏形已经存在，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借鉴。第四，鲜卑民族迁都洛阳时内部还多少保留着原来的军事编制，入主中原时土地私有的概念没有或很少，分配居住容易进行。

必须妥善安排大量人口、先规划后入住和平城等经验可以借鉴，这三个方面固然重要，但祇是郭城和里坊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鲜卑民族的内部结构和要求汉化的愿望，最终纔使里坊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出现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