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里”、“坊”的根本区别可以概括为“坊”是就面积而言规划的区块，“里”还带有实际管理性质。如果从唐代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里、坊区别的一脉相承。唐代“里”和“坊”有更加明确的区分。赵超在《唐代洛阳城里坊补考》中认为：“里、乡，完全由人户决定，不受地域局限……而坊，则是面积大小固定的，服从于城市建筑的建筑区划，坊与户数之间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24唐代社会最基层的建制中，“里”、“坊”的行政长官分别是里正和坊正，两者的性质不同。从职能上看，《通典》卷三《食货》引《大唐令》：“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25“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26如此看来，里正负责户籍田地，赋税徭役。坊正管理治安诉讼，民事纠纷。从中可以看出“里”、“坊”区分是在社会基层建制中分别属于乡村和城市。

仅从人口管辖的角度上看城乡难以分辨，因为城内也有人口管理问题，因此在城内“里”、“坊”在行政管理职能上出现了部分地重合。《旧唐书·职官志》户部尚书条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27“里”表面上看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主要是指农村，可实际上，“里”重要的设置原则是所辖户口多少。在城市按区块设坊，便与由人户数量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里”结合在一起了。《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八年（720）六月，关中暴雨成灾，致使“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余家俱失”28。如果以百户为里计算，兴道坊中应有五个里。《太平御览》卷一八○引韦述《两京记》云：

东京宜人坊，自〔其〕半本隋齐王暕宅。炀帝爱子，初欲尽坊为宅，帝问宇文恺曰：“里名为何？”恺曰：“里名宜人。”帝曰：“即号宜人，奈何无人，可以半为王宅。”29

这个坊一半是王宅，人口不会很多。到了唐代，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宜人坊，半坊太常寺药园，西南隅荷泽寺”30。坊地的一半被太常寺徵用，西南隅又有寺院，人口也不可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说到“里”实际就是坊，应该不会产生非议， “里”和“坊”亦可通用。城市中的坊面积是固定不变的，居住人口却不可能平均。有的坊有大型寺院、官府、高级贵族的宅院，往往要佔据坊内大部分区域，人口较少。有的坊祇住有普通居民，人口较多。因此，面积相似的坊内，人口稠密不同。既然“百户为里”，“坊”内居民较多时，就可能出现一坊分辖两个或更多的“里”，“坊”内人口少，甚至可能两坊一里。故《康智墓志》云：“终于神都日用里思顺坊之私第。”31《王翼墓志》云：“终于东都安业坊安业里之私第。”32出现里、坊并存的现象。这些记录并不矛盾，因为坊的设置不依户口多少，而按居住范围决定，不必与户口相对应。

隋唐长安城规模宏大，有的坊全部或大部分被寺院官府所佔，有的坊很少住人，基本没有城乡的区别。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设计，可能考虑到每个坊过大的弊端，其改变便是缩小了坊的面积。尽管如此，有的坊仍然少有人户。白居易五十三岁罢杭州刺史，回洛阳买下了散骑常侍杨凭在履道里的宅院为晚年寓居之所，“居易宅在履道西门，宅西墻下临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33。那里有“地方十七亩”、“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虽属城中，却是一处十分幽静优雅之地。白居易寄情于山水的雅兴仍然可以在东都洛阳城中得到满足。文献记载可能存在夸张，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城市中某些区块周围的生活空间相对宽广34。

隋唐东都洛阳在城建好后“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35，武则天时“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36。唐前期人口并不稠密。考古发现在郭城北部履顺坊有砖瓦窰群，佔地东西长170米，南北宽60米，分佈着39座窰37。如果包括以前在该窰址区北部发掘的7座，共46座，窰址的面积更大。洛阳城有几次大规模的营建38，履顺坊离宫城很近，当属官营作坊，窰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是为营建宫殿等而造。到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六月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窰，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39此前坊内能开设大规模的砖瓦作坊，说明有些坊内人口稀少。区块的坊和人口的里，如果不在城市行政管理中结合在一起反而奇怪了，因此可以说，坊祇适用于城市，里在城乡都适用，两者在城市中可以相互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