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制度下的城市极度缺少公共场所。欧洲古罗马城中的斗技场和剧场可同时容纳罗马的半数人口,经发掘的庞培城,圆形剧场也能容纳2万人,大约超过当时城内成年人口的一半。北魏隋唐城市虽然规模宏大,大型公共活动场所几乎没有。唐代足已使人惊异的麟德殿前宽敞的庭院,也仅能容纳几千人129,而其用途是朝廷举行宴会、藩臣来朝、宰臣奏事和道场祭典,属于宫廷内部专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前似乎也有广场,唐玄宗常在这里设宴观乐,文献记载有一次大酺,百姓聚观,秩序混乱,金吾士兵挥棒如雨,不能自制,玄宗只好叫来京兆官兵前来镇压130。然而这样能使“百姓聚观”的事情不仅很少发生,也会使统治管理措不及防。
里坊制度下,接近于公共活动的场所的地方祇有寺院和市。北魏洛阳、唐代长安和洛阳城中林立的寺院,其建筑基本样式与宫殿、官署大致相似,有的原是舍宅为寺的住宅,通常採用院落式佈局,这里是僧侣生活的空间,也与世俗民众生活相联繫,可以借用为进行节日娱乐、游览、读书、住宿等。唐代“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青龙,其次荐福、永寿”131。《太平广记》卷四九三记唐楚州龙兴寺时说:“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寺院的大殿和廊院墻壁上还常有壁画,有的出于名家之笔,如韩干、吴道子都曾在寺院画过壁画。有的寺院附有园林,如元都观佔据了崇业坊的大部分,是一个吸引市民们观赏桃花的地方。尽管寺院可以欣赏壁画,游览园林,佛塔可供人登高远眺,甚至在楼阁摆酒宴,但毕竟是拜佛之地,没有义务向普通人传播一般知识、文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到“左右街七寺开俗讲”类的事情132,目的是为了宣扬佛法,提供娱乐和传播文化祇是附属的功能或意外的作用。
市场本身应具有开放性,起到广场的作用。但四周围墻,中午开市,日落前闭市,其开放性也大打折扣。由于城市的夜禁和市场严加管理,一些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不得不在坊内开展。北魏时市南专门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133。唐代诸如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的发展,多是在少量人纔能涉足的深宫里和士大夫们的深宅大院里,祇有某些里坊有小规模公众交流的场所,如平康坊是歌伎聚集之地等。坊内虽然不夜禁,又有店铺寺院,但在独立小城似的空间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当然不可能太大。里坊制度下人际交流的另外一个途径,便是数家共用一井的生活习俗,井成为人们聚集的地点,因此晚唐以后一些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被称为市井文学,而真正的发展是在宋代以后。
里坊制度极为突出的可视性标志还有坊墻。墻不是城市的根本标志,但中国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城墻却是显着的特色,以后愈演愈烈,战国以后,几乎凡城必有墻包围,以至于没墻似乎不能叫城,坞、堡、壁、垒都常称为城,墻和城成为密不可分的同意语。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沃尔特·博尔在考察了中国城市后感慨地说出,要体会“封建”二字的涵义,就是城墻和围墻134。如果比较世界各地的城市后,中国古代城市的墻的确十分显眼,仅据目前考古调查,隋唐长安夯筑了周长约36.7公里的城墻,厚16米;城内两个市场的四周有约4米厚的夯土围墻;已发现坊墻基宽2.5—3米;坊内小十字街街区墻厚约1.5米。居民住户还有院墻,住宅尽管大小区别悬殊,但从中堡村、山西长治唐墓出土院落模型、莫高窟壁画上看,格局基本上都是合院形式,贵族宅院佔地很大,由若干院落组成,院墻多得更是无法估算。外郭城墻、宫城墻、皇城墻、里坊墻、各家各户的院墻,甚至道路也有身份区别的隔墻,唐长安还有专门供帝王出行的夹城墻。如果能把隋唐长安各种墻所占面积计算出来,将是十分惊人的数字。重重围墻构筑了城市的筋骨,成为一道道屏障,故白居易曾感慨地说出“隔街如隔山”135。
无论是北魏洛阳还是隋唐长安、洛阳,都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国际都会,也是各种文化传播圣地,还是各地商贩经营交流地点。然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上层社会中,封闭的里坊围墻对广大民众却起到了禁锢自由、限制活动的作用。坊墻的长期存在,引发着人们对私有领地的极度爱恋,产生相互排斥的心态。防御功能的墻反映出的忧虑和警惕,使市井百姓在这种生活秩序中发展着生存技巧和智慧,容易演变为人们内心的设防,产生出民族性格中的消极方面。城市中重重围墻造成的与外部相对隔绝,阻碍了人们的生理视野和精神视野,中国古代文化中一方面要吸收外部文化,一方面又谨慎地保持与外部隔绝的矛盾心理,或多或少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几百年不变的稳定格局有关。
六、结 语
都城是帝王和国家的象徵,层层环套的墻起到过安全防御的作用,却没有阻止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古代王朝的更替往往伴随着城市的焚毁,唐代长安、洛阳以和平的方式瓦解了军事堡垒般的里坊制度,虽然失去原来格局那种盎然的帝王之气,却迎来了百姓的笑语欢歌。里坊在城市规划中的退出不意味中国城市发展的衰落,伴随里坊制度变成消失的梦境,宋代长巷式佈局的新型模式兴起,成为中国历史上唐宋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至于元大都外郭城街道切割为坊,设有坊正等做法似乎是一种恢復,或许也与新的游牧民族进入有关,即使如此,也和北魏隋唐的里坊制度有相当大的区别。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也在塑造人。里坊制度适应了政治、军事和管理的需要而出现,对实行中央集权,调控军事力量,直接掌握大量人口是必要的。但这种格局及其生活方式,却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和社会的进步。冲破这一束缚,使历时六七百年的里坊制度的崩溃,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唐宋时期.中国在城市形态、市民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的崩溃,街巷制的出现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